左旋
’苏轼曰：‘欧阳子没十余年，士姑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徐度曰：‘方王氏之学盛时，士大夫读书求义理，皆务于新奇。然用意太过，往往反失于凿。’周必大曰：‘熙丰以后，学者争言道德性命之理，躐等陵节，难与失步邯郸者言也。’晁补之曰：‘六经之道，说为难知。学者于道，如隔云霓而望日月。求道之蔽，平居相与言土苴治天下，有所用之，适效一事，或已病于方寸。凡此奚补也？有庠序所宜先讲者，今欲悉考其说，与诸君一一肄之。
’陈师道曰：‘昔者先王同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废也。世人之说曰“先王《诗》《书》《礼》《乐》、道德性命而已”，此乃世外执拗之论，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陆游曰：‘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罗泌曰：‘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彝；性不可以辨索，辨之愈晦惑。性与天道，固非言所能竟也。惟一隅以求经，天下通患也。’陈亮曰：‘“得不传之学”，皆耳目不弘、闻见不惯之辞也。’又曰：‘亮初有知识，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
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王十朋曰：‘学者患在好言性。今天下党同之论，在乎性善。
一二师儒倡之，学者从而和之，非有见而言。《论语》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夫子为性立一定之论。世乃谓性无上中下，而才有之焉。有性无而才独有耶？学者慎无习于雷同之论，而杂佛老之论。’何坦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夫子非隐也。入孝出弟，必行有余力而后可以学文。实行不先，徒文无益，况可遽闻性与天道乎？后世学者，徒事口耳，茫无所从入，窃袭陈言，自谓穷理尽性，亦妄矣。’叶适论学校曰：‘本朝始议建学，久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就之。
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间，以后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又曰：‘为国之名物章采，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内之所以取悦于民，外之所以示威于敌，尽皆无有。习为宽锾迂远之常谈，以文其无用。’又曰：‘谢显道言：“程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便是为洛学。’朱熹曰：‘石林之说固不足信，不知上蔡也恁地说是怎生地。’刘安世曰：‘愿士大夫立此名节，不愿士大夫立此门户。
’［元佑士病］黄履翕曰：‘愿士大夫务道学之实，不愿士大夫立道学之名。’［淳熙以后士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郑樵曰：‘三代学术，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凌彝。非后人用心不及前人，实后人学术不及前人学术也。后人难及，大概有一二：者义理之学，一者辞章之学。义理尚攻击，辞章务雕搜。躭义理者，以辞章为不违渊源；
玩辞章者，以义理为全无文采。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人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同归，皆从事语言文字之末，而非为实学也。’谢枋得曰：‘汉之明经，以修行也；宋之注经，乃衍辞也。汉士质，宋士浮。此世道升降之一验也。’刘因曰：‘六经自火于秦，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注疏释经，十得其六也；宋儒补其三四而备也。’袁桷《国学议》曰：‘国学规制遗礼，略见于《大司乐》《文王世子》，其详莫得而闻。
汉武表章六经，后汉尤盛。唐微附益之，而制愈详。宋承唐旧，而国学之制日隳。至于绍兴愈废，所谓三舍法，崇宁、宣和之弊也。秦桧复增月书季考，宋之末造，类不出此。今科举统废，国学定制，傥得如唐各立博士，互为问难。至于当世要务，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亦朝夕讲习，庶足见经济之实。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敝，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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