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几若聚讼。迩来新安、姚江之派，亦涉于门户角分。’吕坤曰：‘六经简易明切，诸儒聚讼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拾瞿昙唾余以自适其猖狂恣睢，世教荡无畛域。吾儒经史外，诸清奇高远、渺冥幻妄之书，宜付诸火。’又曰：‘明道虽有“淫声美色”之讥，毕竟意念口头带些禅气。近见邹南皋亦浓此味，恐其叛道，作书戒之。’张溥曰：‘《大学》注疏，古本也。论者谓汉儒注本不可轻易，其言近是。朱文公《章句》尽变其旧，又以意补亡，不少逊让。
董槐、王柏、叶梦鼎皆云《大学》原无阙文。《大学》次在《礼记》四十二，其文不析章句。近代训诂学、庸尤繁，言之弥多，去之弥远。’沈鲤曰：‘六经，孔子之道既昭如日星，后虽有述，何以复加？世之学者，不务为平易而厌薄古训，欲自名家。于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视为弁髦。片言单辞，树之赤帜，天下之喜为名高者靡然趋之。反复辨论，穷年不能竟其说。其流弊将有内弃其心，外弃其事，酿成清谈之祸。’梅守箕曰：‘宋人好尊本朝，乃至贬汉儒以尊之；
明人好贬本朝，乃至尊宋儒以贬之。世风于此可见矣。’冯从吾曰：‘汉儒有传经之功，但当论其功，不当论其行。从吾所好人各不同，何等平易，何等含蓄！后世学者，不免自视太高，视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锋芒矣。’叶向高曰：‘夫子至圣也，语上语下，择人而施。性与天道，终身秘之。《鲁论》一书，学问规条，森然具备。其切近精实者，导人以易遵；至高深微妙者，俟人之自悟。圣人之意远矣。后之君子，一有所窥，昭昭然揭日月而行，执途之人而语之曰：“何如为性？
何如为命？何如为尽性至命？”途之人唯之曰：“吾已知性命矣。”问其“尽与至”之方，则曰：“不落言诠，不可思议。”嗟乎！七十子之所不闻者，今途之人咸得闻之；圣人所不敢言者，后之君子皆哆然言之。若精深而反怳忽无据，则后之学与古之学可慨也已。’又曰：‘三代而后，儒者之用何寥寥也？汉唐谓之崦嵫，宋则云杲杲扶桑矣。下常有真儒之名，上不收用儒之效。其时之儒，立身太峻，持论过高，遂令人谓儒道无关盛衰，欲举濂洛关闽之徒束之高阁，亦足悲矣。
明儒之用，肇起河东，大振于姚江。其后空虚悠谬，为世诋薄，而儒道复绌。’钱谦益曰：‘十三经之有传注、笺解、义疏也，肇于汉晋，稡于唐，而是正于宋。欧阳子以谓诸儒章句之学，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者也。熙宁中，王介甫凭借一家之学，创为新义，而经学一变。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诸儒之学，集为传注，而经学再变。介甫之学，未百年而熸。朱氐遂孤行于世。永乐中，诏诸儒作《五经大全》，于是程朱之学益大明。然而再变之后，汉唐章句之学或几乎灭熄矣。
汉儒之言学也，十年而学幼仪，十三而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学礼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学无方，孙友视志。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其为学的科条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则仁，金神别义，火神则礼，水神则知，土神则信。存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以长育仁义礼智之性。所谓知性知天者，如是而已。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埽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
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汉儒谓之讲经，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则亦宋之诸儒埽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修《宋史》者分儒林、道学厘为两传。儒林则所谓章句之儒者也，道学则所谓“得不传之学”者也。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
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呰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壤，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观历代之论，魏晋宋南北之言学，流弊可知。盖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存。至宋而后，齐逞意见，如七国战争，专事口舌。学术日杂，屡为后儒臆说所乱，未能淹洽古说，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
说者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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