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难成而易欺者，勋业也。世若此其纷纷难处，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议者在其后矣。有不自恐自惧，而深究责大，生媿悔，求以寡过，尚何敢任意苛搜，轻刺往哲哉？傥必少无一瑕者，能止足出处咸宜。仁义礼乐之旨，伦常政治之端，未尝大殊，辅翼圣门，劳齐而功并也。唐以前虽有异说，所守旧章无论矣。宋陈抟、种放、穆修，当五代学废之后，相继谈经，以图明易。其后诸儒视图偏重，共矜为不传之秘旨。刘向校书考易，说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惟京氏异党，不言易有图。
王弼、韩康伯注，未可据也。图纬教授，樊英、杨厚之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云：“图，河图也。”则汉所谓图纬，咸承于古，不附经而别授。古者左图右史，传经者右史之学，传图纬者左图之学。汉张衡请禁图谶云：“《河》《洛》之篇已定，矫称谶记。”则图纬与图谶若同而异。［诸儒解图曰纬，犹后世语录。］谶虽矫称，亦宗于图，古图实赖纬以存。刘勰《正纬》云：“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宋儒先天后天之学，本汉图纬之书也，非自图纬无所从来，将宋儒伪撰假托上古。
宋之经学，杨悫、成同文传范仲淹、孙复、张载，未明所从来，时犹及于陈抟。李溉传许坚、范谔昌、刘牧，本自种放。其事穆修者，李之才、周惇颐、尹洙。之才传邵雍、刘羲叟、邵伯温、赵鼎。惇颐传程颢、程颐。颐传游酢、谢良佐、杨时。学《春秋》于孙复者，欧阳修，修称师友之益，得尹洙为多。苏轼、苏辙、黄庭坚出焉。［宋以王、苏、程氏学衍问生徒。］穆修所授，一二世而已。分至于诂经，唐啖助、王元感、陆淳以来，已出意见，尚未大变乱也。
经目大变，创于王轸，和以贾昌朝，而刘敞为说始异古注疏，然不着天下。王安石自昌朝发，及其得相，凭借宠望，独任己私，本刘敞《七经小传》，尽改古注为新义，用以试士，凭立章程，诬辩诞幽，以为道德性命之微自此兴。安石倡据于上，迫以功令，儒生求合有司，纷应于下，坚守古说不变者无几。或稍增损，若异之大旨，实一也。韩驹奏曰：“西汉之士，专一经，饰吏事，断疑狱，皆出于此。今学者亦专一经，不能施于用，徒诵王安石义训、义格，以待问。
六经之旨既为微妙，其间星辰、山川、禽鱼、草木，皆须他书以资参验。王安石所以无书不读也。今之为学，安石所训之外，不加研究，有司不可为题目者，又不复究知，独诵道德性命之言，以为学圣人之道如是足矣。”安石言之则为新义，行之则为新法，天下骚然，中原尽失，宋遂南渡。当是时，不专守古经，言足食足兵，好谋而成，从生聚教训实处讲求，思以立国。而因循苟且，朝士所争，乃王安石、程颐之学术，上殿多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说益炽，吕祖谦、陆九渊、朱熹、张栻、陈亮最播，论各不同，而九渊与熹尤显。
九渊言本心而略经传，又非程颢、程颐，其徒不盛。熹本道德性命之说，更为《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诸儒，独取二程。然二程与安石稍异者，不过静坐体验、会活泼泼地、气质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熹齿既高，观书深而气平，称汉儒说经意味深长，知者鲜矣。明洪武中，定取士法，用古注疏兼之宋传，着为令甲。宋传亦未尽从，以蔡沈言天运大非，集诸儒更解，赐名《书传会选》，勅刘昆孙删《孟子》为节文［削去八十五段，不以试士］。
永乐得位，专用朱熹之说，始不遵祖训，仍宋旧本，作《四书五经大全》，命科举以为程序。古注疏亦未尝有诏禁止，生徒恐畏趋时，专习宋传，性理浮说盛行，递相祖受，古义尽废。七十子所遗、汉唐相传其守之实学，殆绝讲议益固。洪宣至隆万，诸儒深忧之，诤论大出，而皆未尝别标门户也。王守仁遵信古本《大学》，取朱熹晚年所言乃定论，此圣门实学将复之机。柰守仁不深稽经文，求七十子之旧，正圣人立教本旨，虽以朱熹穷理格物为非，而复溯九渊本心之说，改九渊接孟轲，更欲以截然自树立为致良知。
一时学者喜新好异，纷然去朱而从王。自此穷理、良知二说并立，学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敌。然诸儒多持异议，引辨甚力，追溯汉唐古学。林希曰：“秦悸人道，焚书籍，坑学士，先王道无存。赖当时耆儒老叟遗及汉世，口讽手传，或山崖屋壁之间，收拾缺编折册，朽蠹断绝之余，久而成文。当大坏之后，古经益以明，世学者求而易入，识为人之道者，汉儒之功。世之人犹指其一二而讥之，亦甚愚矣。”王鏊曰：“汉初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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