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断当以每一文准银一厘为率。若钱太轻，则铜不敌银。铜不敌银，则多费。钱太重，则银不敌铜。银不敌铜，则难用。今之薄小低钱固非法矣。至京师黄钱，每六文准银一分，亦未为得也。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明天启时，尝铸当十钱，每大钱一当小钱十，其重以一两为率。愚谓今后凡遇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
自古三币，皆用金若铜，未有用楮者。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曰飞钱，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钱，而非即以楮为钱。宋张咏镇蜀，患蜀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谓之曰交子。高宗时，又有会子，始以楮为钱，然犹用官钱为本。至金元之钞，则直取料于民，不复用官钱为本。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售人千钱之物，民虽愚，岂为所欺哉。且钞易昏烂，不久仍废，则楮币之无用可知矣。
必欲行楮币之法，须如唐飞钱之制然后可。今人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遗意。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窃谓钞法之废也久矣。苟欲其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楮币之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而止。
而其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汝成案】以铜为钱，尚多盗铸，易钱为钞，则诈伪愈增，既壅不行，必生苛法，先生论之详矣。陆氏议易会票，会票原于飞钱。飞钱即钞法权舆，名异实同，岂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兴，即防制严明，亦与平准、均输何异？邱氏所议，工损利益，盗作尤伙，其害更倍。通变莫善二家，既附其言，并疏得失。
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沈氏曰】钱载年号始于此。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宜载年号。
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乔氏曰】当今定制，每钱一文重一钱四分、一钱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钱法侍郎佛伦等奏，改铸重一钱。至四十一年，复改重一钱四分。今见行如重一钱四分者，百中仅见一二。重一钱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征今，唯钱质止重一钱者，可以行之久远而无弊耳。今应仿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钱，千文共重七斤四两，较见行制钱每千重七斤八两，计减用铜铅四两。
务使轮郭周正，字迹显朗。而盗销者照见行制钱价每银一两三钱五分，易钱一千文，止得黄铜六斤四两，即改造器皿，所得价值不过在一两以内，奸徒无利可图，销毁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钱法论略曰，莫善于明之钱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钱。考之史，景王铸大钱，周盖一变。汉承秦半两，已为荚钱，为四铢，为三铢，为，五铢，为赤仄，为三官，为四出，为小钱，凡九变。唐铸开通，已更铸大钱，则有干封、干元、重梭，凡四变。宋仿开通旧式，西事起，铸大钱。崇宁当十，嘉定当五，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而法弥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仅四铁，以后帝一铸。至万历而制益精，钱式每百重个有三两，轮廓周正，字文明洁。又三百年来无改变之令，民称便焉。
此钱法之善也。然其后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而上所操以衡万物之权至于不得用，何哉？盖古之行钱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汉律，人出算百二个钱，是口赋入以钱。管子，盐筴，万乘之国为钱三千万，是盐铁入以钱。商贾缗钱四千而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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