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国不足则取之于人，人不足乃资之于国。在国为官物，在人为私财。何谓赢余，复须别贮？是必巧诈以变移官物，暴法以刻敛私财。舍此二涂，其将焉取？延龄既怙宠私，益复放肆，遂录积久逋欠，妄云察获奸赃，总计缗钱八百余万。听其言则利益虽大，考其事则虚诞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缘旱涝伤败，或因兵乱散失，或遭寇贼敚攘，或准法免征，或经恩合放，或人户逃逸无处追寻，或纲典拘囚不免填纳，或没入店宅岁久摧残，或收获舟船年深破坏。
类皆如此，难以殚论。陛下姑欲保持，曾无诘问。由是蹂躏官属，倾倒货财。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东坡论新法书云：“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范太史谓：“自古聚敛兴利之臣，非有生财之术，皆移东于西，指虚为实，徒张官吏，置簿书，以罔惑人主，取功赏而已。盖兴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为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因具载之，以为世戒云。】有若以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胡文定公《绍兴时政论》曰：“夫焚林而畋，非不得兽，而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而明年无鱼。厚赋重敛，困乏不足，转而之他，则无百姓，谁与供常税乎？如京东西路，岁入二税约七百万，课利杂收约三百万。其余山泽之利，在祖宗时捐以予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罔有二心。及李彦等取之，凡西城课利及干泺为田，穷竭民力，敛积无等，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常赋，不归于王府五年矣。
又如荆湖南北，岁入二税约四百万，课利杂收约一百万。自二税外，岂无余利？在祖宗时捐以予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罔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二折；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则有面引、茶引、盐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犹以为未足，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常赋所入，不归于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信不诬也。”胡衡麓以谓：“或有论当时利病于有位之前，以民贫为说，则应之曰：‘民顽不奉公上之急。
’此言一出，贪虐之吏，其视赤子若仇雠怨敌然，惟恐吮剥之不竭也。然则国何利也？”】张横浦曰：“一国之大，有百官有司之俸，有祭祀宾客之给。傥轻费妄用，则将头会箕敛，夺民财而民不胜病矣。要当量入为出。百官有司，其俸有高下，其品有章程，此谓有节用也。至于旱干水溢，大则发九年之蓄，小则发三年之蓄，而吾无所靳焉。盖以救民也。”本朝陈晋公【名恕，字仲言。】号善理财，尝云：“出纳之吝，所当谨者，起支定例。”此又节用之要术也。
【蔡君谟在三司，以能名。商财利，则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给。其《富国议》曰：“今天下之广，四维万里，可谓大矣；农田、商贾、茶盐、酒税、银铜、金铁之利，莫不榷之，可谓察矣。笼天下之利，至纤至悉，宜乎国家富有，府藏充牣，不可胜计。今则每有支费，常遣使诸路，仅能自给者，养兵一百二十万，自古无有也。兵日益冗，财物有限而支费无涯，此以贫也。必先用意于兵，然后可言富国之术。”又疏曰：“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赋，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
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销之，又当以术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具言。陛下敕大臣博求其弊，渐讲其术，以为长久之策。今之为政，此第一事。”窃谓今日之弊，亦莫大于此。周世宗谓侍臣曰：“凡兵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朘民膏血，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拣诸军，精者升之，羸者去之，由是征战皆捷。若夫唐穆宗销兵，落籍者众，皆聚为盗。
胡衡麓以谓：“慕销偃之美名，不知弛张之道故也。”昔议者欲一兵民，温公曰：“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治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并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岂非名与古同而实异乎？”杨龟山以谓：“井田既不可复，而欲一兵农，未见其可也。”】若夫“已予之，复损之，是夺也，非节也”。然节用之道，亦不可以易言。不当节而节之，非徒无益，害又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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