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有不能充其说者，况乎圣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乱之哉？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浅深，行之大小而言，则非有以先成乎小，亦将何以驯致乎其大者哉？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畧已小成矣。
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是必至于举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然后为知之至，而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至是而无所不尽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论之，则先知后行，固各有其序矣。诚欲因夫小学之成，以进夫大学之始，则非涵养践履之有素，亦岂能居然以去杂乱纷纠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谓忠信修辞者，圣学之实事，贯始终而言者也。
以其浅而小者言之，则自其常视毋诳，男唯女俞之时，固已知之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则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终终之，则由知至而又进以终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但以为必知之至，然后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尽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俟其至而后行哉？
抑圣贤所谓知者，虽有浅深，然不过如前所论二端而已。但至于廓然贯通，则内外精麤，自无二致也。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盖惟如此，然后可以应务。未至于此，则凡所作为，皆出于私意之凿，冥行而已。”
宏撰曰：格物之说，古今聚讼。细思之，终当以朱子之说为正。今不烦辨，但有一问而已。夫圣经二百五字，全学也，凡为学之事无不备矣。如将格物不作即物穷理解，则大学中所谓博文之功安在？圣贤所言学问思辨、多闻多见、博学详说诸语，不一而足，于大学当何属？不几阙乎？学者平心静气，读朱子所补传，久之，当自知其不可易矣。孔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欲诚意，先致知，格物之说也。而致知格物，初非二事，故不曰先而曰在，以见内外合一之学。
他日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学并用，格致同功，而圣人之意尢重格物，故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盖圣贤之学，其用力之始，未有不从事于博而后约者，经传所言，歴歴可据。此至明、至平、至正、至大之理，本无可疑。自司马文正公有格去物欲之解，而陆文安公益倡为异说。后之儒者，私臆纷出，不惟悖程朱之训，亦且显违孔曾之教，借易简之义，以榛塞传注，此崔后渠所谓罪不胜诛者也。
朱子以致知格物为博文之注，今即以博文为致知格物之注，尚何疑之？有如必以朱子之解格物为非，不知何以解博文二字乎？原其故，秪以格字难解，遂致说者纷纷耳。然格字训至，诗书所载，如“格于上下”、“七旬有苗格”、“格于文祖”、“神之格思”、“有耻且格”等语，莫不合者。近世邵文庄公尝因医者言切脉，谓以切字训格字，庶几近之。王夏器训格为通，谓是潜通无间之意，此亦皆有至字义。其训为去，唯周书“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非”为然耳。
若汉儒训为来，罗南城训为事，皆合式，则其僻陋无庸辨者矣。大学自平天下说到诚意致知，渐说向内去，然求诸内者，必有资于外。致知者，万无去闻见之功之理，故必说格物，见外之不可废也。内外之间，无先后，于是变其文曰“在”，方是合内外、彻始终之学。盖圣人立言无弊如此，最为明白易见。程朱之训，确有可循，不知后儒何故必欲别寻玄解耶？予宗兄孚公，素留心书旨，一日与予偶论及此，谓既说到诚意致知，至此反说向外去，终可疑。
予曰：“思而不学则殆。”格物者，以吾心格之，非求知于外也，故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盖古之学者为己，其用力之始，必有事于博学，而后乃收一贯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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