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鲁颂》：‘烝徒增增’，传云：‘增增，众也。’本《尔雅·释训》文。而《小雅》：‘室家溱溱’，传亦云：‘溱溱，众也。’‘潧’、‘溱’声相近，转‘潧’为‘溱’，亦以谐韵，与‘潧洧’作‘溱洧’同。”
论《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愚尝疑之。将谓当时之乱贼惧乎？则赵盾、崔杼之伦，史臣固已直笔书之，不待《春秋》也。将谓后代之乱贼惧乎？则《春秋》以后，乱贼仍不绝于史册，吾未见其能惧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为后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春秋》之法行，而乱臣贼子无所容其身，故曰‘惧’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渐，圣人随事为之杜其渐。隐之弑也，于翚帅师戒之；子般之杀也，于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邱戒之。此大夫不得专兵柄之义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书‘尹氏卒’于隐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书‘崔氏奔卫’于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义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再见于《春秋》，为无知之弑君张本也。
母弟虽亲，不可使逾其分也。赵穿弑君，而以赵盾主恶名，穿之弑由于盾也。胥甲父与穿同罪，盾于甲父则放之，于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帅师侵崇，盾尚得辞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书而书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网也。郑公子宋弑君，而以归生主恶名，归生正卿，且尝帅师败华元矣，力足以制宋，而从宋之逆，较之赵盾又有甚焉，不得托于本无逆谋也。楚公子比之弑君，弃疾成之，而比独主恶名者，奸君位也。而弃疾之恶终不可掩，故以相杀为文，着其罪同。
然比与弃疾皆楚灵之弟，灵逐比而任弃疾，卒死于二人之手。先书‘比奔晋’，又书‘弃疾帅师围蔡’，明君之昆弟不可以爱憎为予夺也。卫孙宁出其君，而以出奔为文，衎有失国之道也。贬衎则嫌于奖剽，故先书‘公孙剽来聘’以见义，公孙而干正统，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许止不尝药，非大恶而特书弑，以明孝子之义，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书葬，而许独书葬，所以责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与晋献略同，子孝则为申生，子不孝则为商臣，而晋亦寻有奚齐与卓之弑，未有家不齐而国治者也。
故晋献之卒亦不书葬也。书‘阍弑吴子余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书‘盗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栾盈之入曲沃，赵鞅之入晋阳，书之以戒大都耦国之渐，人臣不可专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干溪，书其地，着役之久也。君亲出师，久而不归，祸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强莫强于虔，伐吴，执庆封，灭赖，灭陈，灭蔡，史不绝书，而无救于弑者，无德而有功，天所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灵王用蔡世子，皆特书之，恶其不仁也，且以征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
宋公与夷、齐侯光、楚子虔以好战而弑，晋侯州蒲以诛戮大臣而弑，经皆先文以见义，所以为有国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传》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其贼之有主名者，书名以着臣之罪；其微者不书，不足书也；无主名者，亦阙而不书。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后世，俾其君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各得其所，又何乱臣贼子之有？
若夫篡弑已成，据事而书之，良史之职耳，非所谓‘其义则窃取之’者也。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义见诸行事故尔。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
论妇人七出之说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阳抑阴，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穷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尧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联之，其情易亲。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亲以亲之，其情固已不相属矣。况妇人之性，贪而吝，柔而狠，而筑里姑姊之伦，亦妇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于义命者，十不得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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