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丘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当一，为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为卒。至战国时，苏秦谓临淄之中七万户，下户三男子，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始尽役其家之正、羡为卒，而祸变亟矣。儒者于《周官》军数，往往杂引《管子》释之，而于《司马法》与《周官》更相表里，转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
《小司徒职》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此经主于任地合赋，丘、甸、县、都者，出赋之定数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赋六十四井，谓之甸。甸之言乘也，谓出兵车一乘。赋法盖权舆于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今即一同之内，出赋六千四百井计之，凡为甸者百，为县者二十有五，为都者六有奇。赋法备于一甸，《小司徒》经土地必计及一都之田，而后上中下地通率二而当一，井牧之法如此。郑君释其制为造都鄙，更为治洫、治浍之说。榜谓：《大司徒》之职，“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沟封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官》造都鄙之法具于是。
至于《匠人》为沟洫，《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皆掌其事于官。其用民力也，则《均人》均其力征，丰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无年公旬用一日。谓缘边一里治洫，十里治浍，非古制也。如郑君说，一同百里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税，又与《司马法》丘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为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沟”之法。地之险夷异形，广狭异数，因地势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济以《遂人》法，而地无旷土。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中城郭、宫室差多，涂巷又广，于《遂人》法为宜。
是《小司徒》实与《遂人》联事通职，不以乡、遂、都、鄙异制审矣。
《周礼·泉府》“以国服为之息”，元、明诸人以为乃新莽之制，刘歆取以羼入《周官》。宋王安石窃其说为青苗法，乃《周礼》之遗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属吏也。与之别其贷民之物，定其贾以与之。’郑司农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玄谓：‘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
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榜谓：‘凡民之贷者’，谓从官借本贾，先郑说是也。‘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后郑说是也。《泉府》，市官之属，以受市之征布为职。以其市之征布贷于贾人，以贾与上经‘以征布敛市之滞货’同义，二者皆恤商阜货，《泉府》之职也。其言‘凡民之贷者’，对下有司言之谓之民，《泉府》不得与国人为贷。《周官·旅师职》云：‘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闲粟，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
’此贷于国人者，不令出息，为其无所取赢也。贾人贷官财以权子母之利，则有息。农民受田，计所收者纳税；贾人贷泉，计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货物，轻重皆视田税为差，是谓‘以国服为之息’。《朝士》：‘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后郑释‘国法’为‘国服之法’。然则‘同货财者’，为贷本以贾者，与经言‘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职之。其‘以国服为之息’者，谓之‘余财’，下经‘岁终，则纳其余’是也，《职币》职之。
后儒以经文‘以国服为之息’与下‘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文相联属，误合为一事，至依托《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郑之言，赞而辨之如此。”
又论禘祭云：“天祭莫大于圜丘，地祭莫大于方泽，与宗庙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见于郑君释《周官经·大司乐》。后儒习知宗庙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郑君识古能述其义。《周语》：‘禘郊之事，则有全烝。’《鲁语》：‘天子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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