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黄霸为颍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为条教行之民间，劝以为善防奸，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初若烦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他阴伏，以相参考。聪明识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
汉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诏曰：“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唐开元间，张九龄上疏曰：“乖政之气，发为水旱。天道虽远，其应甚迩。昔东海枉杀孝妇，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妇非命，则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众，悬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陛下所与共治，尤亲于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岂唯一妇而已！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择之；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之任，为斥逐之地。或因附会以忝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于才。
刺史乃尔，县令尚何言哉！甿庶，国家之本；务本之职，乃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扰。圣化从此销郁。不选亲人，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计私，甚自得也。京师，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于内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哉？国家赖智能以治，而常无亲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谓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则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资，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如不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犹未治也。又古之选士，惟取称职，是以士修素行而不为侥幸，奸伪自止，流品不杂。今天下不必治于上古，而事务日倍于前，诚以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也。所谓末者，吏部条章，举赢千百，刀笔之人，溺于文墨，巧史猾徒，缘奸而奋。臣以谓始造簿书，备遗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牍而忽于人才，是所谓‘遗剑中流，刻舟以记者’也。
凡称吏部能者，则曰‘自尉与主簿，由主簿与丞’，此执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论其贤不肖，岂不谬哉！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岂不能知人？如知之难，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时人有‘平配’之诮，官曹无得贤之实。臣谓选部之法，敝于不变。今若刺史、县令精核其人，则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众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庸人之繁矣。
今岁选乃万计，京师米物为耗，岂多士哉？盖冒滥抵此尔。方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遗逸，此明代之阙政也。天下虽广，朝廷虽众，必使毁誉相乱，听受不明，事则已矣。如知其贤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阙，不以次用之，岂不可乎？如诸司要官，以下等叨进，是议无高卑，唯得与不尔。故清议不立，而名节不修。善士守志而后时，中人进求而易操。朝廷能以令名进人，士以修名获利，利之出，众之趋也。不如此，则小者得以苟求，一变而至于阿利；
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矣。故于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则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饰，而刑政自清。此兴衰之大端也。”
刘安礼问临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输其情。”问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又曰：“教人者，养其善心而恶自消；治民者，导之敬让而争自息。”
宋孝宗初，朱子应诏上封事曰：“四海之利病，系于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系于守令之贤否。而本原之地，在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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