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晏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勾检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无敢欺绐。权贵属以亲故，晏亦应之，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晏又以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丰歉之状以告。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而于丰处卖之。知院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户口蕃息。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非晏所统，亦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郑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
汴、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官收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
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于扬子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用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漕运遂废。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
胡氏曰：“刘晏言‘出纳必委之士类’，‘理财以养民为先’，‘官多则民扰’，‘论大事不计小费’，‘事必于一日中决之’，皆可法也。”
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削平叛乱，威令赫然。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寻敕上都、东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镇节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余僧及尼并勒归俗。寺皆立期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五代周世宗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敕立监采铜铸钱。惟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输官受直，过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谓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司马公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刻木为农夫、蚕妇，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税，先以元稹《均田图》赐诸道。于是诏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又诏诸州并乡村，率以百户为团，团置耆长三人。又诸品、诸色课户及俸户，并勒归州县。其幕职、州县官，自今并支俸钱及米麦。
张九龄曰：“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不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
黄震曰：“宋之名相，惟李沆，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盗贼、水旱。在汉惟魏相亦然。后之为相者，则喜变祖宗法度，恶闻天下灾异。”
赵普为相，厅事后置二瓮，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于通衢。李沆为相，自言：“居位无补万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尝一见施行，聊以此报国。”自常情论之，二公若苟且废事者，而时国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轻易改更，兴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益于民者，他时或有损于民。是故法不至甚弊，守之可也。“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曹参之于汉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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