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以掩迹异时。是则周公之心也。
制作之事,先王所未有,虽其未有,可义起也。可以创置,创置之;可以更设,更设之。期于有以见异,以明新代之深恩已矣。使我先王之不为,得以全于顺;而我今日之有为,得以兼于隆。是则周公之心也。故其为之也,不曰我之为而为之也,以为先王之为而为之也。事有所系之而后重,系之文武,则无专己之嫌。将令天下之人,既严其所出,亦大其所为,用自附于“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之义焉。其成之也,不曰己之能而成之也,以为先王之能而成之也。
功有所归之之为安,归之文武,则有不忘之思。将令先世之德,生亦有所及,殁亦有所及,用自附于“本诸父母,存诸长者”之义焉。夫功弘矣,被之德,圣人所以高其道;德至矣,接之其先,圣人所以属其精。遂使一代之道,通数世而以为首尾者也。
伟论开天,所不必言。揣摩姬公心事,亦茧丝牛毛矣。如此作文,方是读书人。【艾千子】“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论语,非周公当时以此立说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尽中庸之道,此节专指周公之事。周公当时,只尽其道之所当为,为文武之所不及为,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谓周公以之归功文武,借名免专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岂复成圣人?岂可谓尽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姬公心事,不啻天渊之隔矣。恐真读书人,作文定未必尔。
周公成
○追王大王王季
章世纯
“追王”之典,仁之至,义之尽也。夫君子念始之者也。子孙王矣,而父与祖无加礼焉,于心能安乎?且圣人之治天下,必自尊亲始矣。上治祖祢,尊尊之大也。尊尊有其大,而教始可立于天下。此周公之所以有“追王”也。“追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后人加之也。深观礼意,臣子无爵君父之义。父则子而爵其父,孙而爵其祖,皆嫌乎予己以权,而使其父与祖供受予夺之法。深观礼意,君父亦无以卑临尊之义。故死者可以称天以□之,则远者亦可称天以爵之。
皆归于以天道行事,而使其父与祖俱全于至尊之分。
虽然,王季历而并及太王,于义不为已侈乎?夫亲亲者,以三为五,由祢以亲祖,以其最隆也;以五为九,由祖以知尊高,此其渐杀也。周之王者,自武王始,而其制礼作乐,自成王始。如以成王为义者,则由武以至文,而致隆之道尽矣。自是而上,则以从上杀之说也。如以武王为义,则由文以至季历,而致隆之道尽矣。自是而上,则以从上杀之说也。
周公以文王虽未身王,而身已备于王事。“王公伊濯,维丰之垣”,此《有声》之所为颂也。然则今之始王者,实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则固文之祖与祢也。况太王虽已远,而身肇王迹,“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此《閟宫》之所为颂也。然则追王者,□子孙也,而其宜王者,则固自在太王、王季也。不以为己之义,而以为文王、武王之义,则其义必如是而后尽耳。不独以情而议,而又兼功与德而议,则其义亦必如是而后尽耳。
故王太王、王季者,圣人仁之至,而要之于义,则亦未尝无说以处此也。
如江河之水,舍其经流,寻其支渎,亦自有蜿蜒小径,莫测所始,亦可观也。【艾千子】文中所发道理,极正大精明,乃经流,非支渎小径也。千子之云,粗矣。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当王。上世礼法简略,不曾有以义起。周公能尽中庸之道,上体天理,下当人心,而特创立此制,直从道理上生来,为万世不易之大法,不是体贴文武孝思,尊崇其私亲也。故不入“达孝”章而于此发之,原不关“孝”字事。盖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
故上节言“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则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详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单称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文中言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归本天道行事,其道理甚高阔。后世不知此义,以为天子必尊其亲,上尊号亦附于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马懿皆得与太王、王季并论,岂亦可为“尽中庸之道”哉?但其谓“始王为文王,故追王止大王之祖考”,此却是曲说。
总之,在三五世数上讲隆杀,此是周公制礼后方有此推论。当周公追王时,是特起之义,安得便拘世数定制?太王、王季之当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后,亦须制此礼。所谓“成文武之德”者,惟武王能成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谓以文王为王者而为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离。其实文王已追王,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