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非子之所拟也；桓公之有大虑，又非燕哙之所拟也。又高慕尧、舜之节而不得其说，举国而让之子之。夫唐以禅虞，虞以禅夏，尧、舜诚然，又非燕哙所拟也；舜、禹之神圣，又非子之所拟也。
始则苏代为之间。苏代之言曰：“齐王贤主也，所以救亡不暇者，大臣不重故耳。”燕哙美于其说，张子之□示于国中，如恐不及。继则潘寿为之赞。潘寿之言曰：“伯益贤相也，所以见攻于启者，官吏不与故。”燕哙感于其说，收吏尔而属之子之，唯恐不及。
夫大臣主断于国，而能用其人者，则国必移于大臣。上□其君，下包其民，此坐输之势也，齐之田氏、晋之三卿是也。大臣上断于国，而人不为之用者，则国必凌于其与。君臣及易，民情向背，此君兵之势也，则燕之子哙是也。齐人因是而动，一旦而举五城而入其国都，非有攻城野战之雄也，且已服矣。故齐之胜燕也，非齐能也，则燕之自败也。
卖弄学问极矣，然仅仅如此学问，亦易也。【艾千子】此叙事题也。采摭事实，杂以例证，行以义指，虽《史记》纪传，亦不过搬衍旧话旧书，不可谓非学问也。但此篇叙以前让国事太多，叙伐燕本事太少，于题为失体，于论为宽泛无奇，斯无取耳。齐人伐
○不得于心 不可
章世纯
告子“不动心”之术，大较而已疵矣。夫气可勿求，心可不求乎？此其说之不全者也。君子之治道术也，有所就于一端，亦必可全于他端。徒求一偏之利，则所败多矣。告子求心不动，则制之于心，以为心不动而自吐。气为应心之物，而非所从事；言不得而心且惑，言亦感心之端，而姑所可置。两言者，告子所以成其说。废其一，则其说不立。若以圣贤之道加之，此无所施可否者也。
姑就告子而为之律。夫“可”“不可”，亦未定之言也。理有浅深之分，经于浅而后至深。当未至于深之域，其先亦有得失之可辨。论有详略之旨，度于略而后至详。当□及于详之地，其中已有是非之可言。分于浅与略者，此“可”“不可”之太分也；分于深与详者，此“可”“不可”之微分也。
如从肤浅以决事，恕以存偏至之理；取大略而为言，宽以收同异之见。则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亦大分之所取也。然则告子之说遂当子？非也。告子之道，持两端相足而全；告子之说，亦两端相质而败。彼所谓“心动而不得求助乎气”者，将专求之于心也；彼所谓“专求之心”者，置一切得不得于度外，不以自疑也。
而吾有以折之。人心独立，而言与气为对。气之不振，与言之失衷，此相与为类者也。气不振而但求之心，与言失衷而但求之心，此则未离乎其类也。既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则但可曰“不得于心，勿求于言”也。今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犹曰“不得于气，勿求于心”也。故告子之说，自相攻而败者也。“勿求于气”者之所以可，即“勿求于心”者之所以不可矣。“勿求于气”者之犹为仅可，即“不求于心”者之所以必不可矣。
且又论之，告子之“不得于言”者，己之言乎？人之言乎？心者，与言相依者也。心依言以出入，而置言以别其事，是使心无体用之备也。心者，与人通流者也。心同人以自广，而外一切以守其内，是使心无天下之全也。一失于言，而不得于心之用，与不得其心之全，皆直可为“不得于心”耳。夫失与得，各归其分。失之于此者，求之于此。不得于心，而顾可不求之心哉？
“不得于言”者，其为说之□也；“不得于行”与“不得于世”者，又皆其说之所包也。推而言之，又尽将以一意立界，而绝其相难之端，天下又□丸得而难之。尽告子之道，桀、纣不足为也。其于以“不动心”，容可自成其所见；其伤害于大道，岂少哉？即不至乎深与详之分，而其说亦败矣。
就孟子语意论，则告子两项俱“不可”。就大力语意论，则告子只合成一个“不可”。徒增枝叶混话耳。【艾千子】此大力弄巧作辨，即禅家杀活、纵夺之法。先说破都“不可”，是杀法；前半放“可”字，是活法；趁他“可”处尽个尽，是纵法；即从“可”字杀出“不可”来，是夺法。原非并合两项成一个“不可”也。千子误会耳。
○以直养而 二句
章世纯
气全于善之后，其量以天地间矣。夫气盛，则有以盖天下而包其外，意象之间，当自觉其然者，是所谓“浩然”也。且心之任物而有力者，举皆气也。而贤人君子遂为“浩然之气”，则其中之所得，宜有以异于人者。而天下之事，非其寔有诸己，则亦不能得其意象仿佛之所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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