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率皆口学。其有故书雅记，异人之闻，则亦依事枚举，取足以明教而已。《礼》篇、《君道》篇说《诗》“驺虞”、“鸳鸯”、“灵台”、“皇矣”、“旱麓”，均非毛义。于时三家之学未立，故秦时老师大儒犹有存者。师友所承，不可尽知。使得是千百说而通之，岂复有末师之陋乎！于乎，汉世慕尚经术，史氏称其缘饰。故公卿或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博士讲授之师，仅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胜。盖仲尼既没，六艺之学，其卓然著于世用者，贾生也。
传曰：“称先王。”《诗》曰：“秩秩大猷，圣人莫之。”贾生有焉。班氏叙梁捍吴、楚及淮南四子之败，于其经国体远，既明列其功，而不详其学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饵三表，秦穆用之，遂伯西戎，而中行说亦以戒匈奴，则既有征矣。谓之为疏，斯一隅之见也。汉世是书盛行于世，司马迁、刘向著书，动见称述。孝昭通《保傅传》，则当时以教胄子。《傅职》、《保傅》、《连语》、《辅佐》、《胎教》，戴德采之。《礼》篇之文，载在《曲礼》。
今二书并尊为经，而是书传习盖寡。道之行废，岂命也与？《艺文志》赋七篇，今见《吊屈原》、《惜誓》、《鵩赋》、《旱云赋》、《簴赋》，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可谓多材矣。录而附之，亦《成相》、《赋篇》意也。乾隆屠维大渊献且月，江都汪中述。
（年表、时政、出处略）
石鼓文证
孙星衍编修以石鼓文为宇文周时物，谓《周书·本纪》数书“狩于岐阳”可据。中请证之：《周书·太祖本纪》：魏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阳。《高祖纪》：保定元年，狩于岐阳；天和三年，行幸岐阳。有此四事。今检《后汉书·邓骘传》：“遭元二之灾。”注：“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字，明验也。”详此注之意，缘石鼓是三代之物，故取以释汉事，而以古书发其凡。
若使石鼓制自宇文，则是以后证前，虽愚者不出于此。章怀太子与后周耳目相接，张大安诸人均有文学，无容不知。一证也。《元和郡县志》引吏部侍郎苏勖之言曰：“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岐阳石鼓是也。虞、褚、欧阳，共称其古妙。”按褚遂良年辈差后，今不具论。欧阳询传云：“年八十余卒。”既不明著其数，且不知卒以何年，考古者亦无从措意。惟虞世南以贞观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则以陈高祖永定二年生，实当周世宗之二年。洎陈灭入隋，世南年三十一矣。
是时周之亡才九年，上距岐阳之狩，远者四十四年，次四十二年，次二十八年，又次二十一年。使石鼓立于后周，则是甫经脱手之物。以世南之博物精鉴，岂得妄以为史籀笔迹而叹其古妙？传曰：“以今视古，古犹今也。”今之为篆者，有王澍给事中，中生十岁而给事犹存，然中见给事之篆，固不以为李阳冰、党怀英也。且欧阳及褚何以与之暗合？二证也。周太祖割据关陇，军国多虞，未遑文教。其时文士，惟有冀儁、赵文渊，及平江陵，始得王褒。褒、儁之书，今不传于世。
文渊于碑榜是其所长，所书《骊山温泉颂》石刻见存，其篆额笔法凡劣，又不合六书，以视石鼓文，岂止霄壤？使石鼓出自宇文之世，究是何人所书？岂得寂尔无闻？三证也。或谓周世苏绰尝仿《尚书》作《大诰》，则石鼓仿小、大二雅，理固宜然。然史称绰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据《武成元年五月戊子诏书》，已变其格。又世宗幸同州，过故宫诗，载于《本纪》，犹是当时之体，未尝刻意摹古。
若以为出自绰手，则苏勖者，绰之曾孙，岂宜数典忘祖，而远傅之史籀？四证也。《太祖本纪》：大统十四年，奉魏太子巡抚西竟，自新平出安定，刻石纪事。则刻石载于《本纪》矣。若石鼓为当时所刻，何以但书“狩于岐阳”，不书刻石？五证也。编修之言，本于马定国。马定国之说，今不得其详。编修既有斯疑，同人或多信之。谨就其言辨之如此。若其文字淳古，百世之下，犹见仓史制作遗意，好学深思之士，当自得之。今不备论也。
广陵曲江证
枚乘《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广陵，汉县，今为甘泉及天长之南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谦之《南徐州记》：“京江，《禹贡》北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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