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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地理志》:“南兖州广陵郡,土甚平旷。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二文并明核可据。本篇“凌赤岸,篲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并“赤岸”疑在远方。然郭璞《江赋》:“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于柴桑。”正承用《七发》文,则《七发》“扶桑”当作“柴桑”,字之误也。今潮犹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验可知。《江赋》注:“赤岸在广陵舆县。”《寰宇记》:“赤岸山在六合东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
”顾祖禹《方舆纪要》引《南兖州记》:“潮水自海门入,冲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势始衰。郭璞《江赋》所谓‘鼓洪涛于赤岸’也。”今按此山,府县志所载,土俗所称,均无异议。故曲江之为北江,非孤证矣。往者吾乡越闿辰六,以“广陵涛”榜其斋,合秀水朱检讨与书争之,以为《七发》所云在钱唐,其言实谬。检讨所据者,本篇“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依注以“骨母”为“胥母”之讹,而不言二地所在。又节郦氏《水经·渐江篇》注以为证。
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门、浙江,非吴地。故《越语》句践之地,北至御儿,韦昭注:“今嘉兴语儿乡也。”《吴语》:大夫种谋伐吴曰:“吾用御儿临之。”韦昭注:“御儿,越北鄙,在今嘉兴是也。”《尔雅·释地》:“吴越之间有具区。”其言审矣。于时战地,并在今苏州、嘉兴二府之竟。故《春秋》定公十四年:“于越败吴于檇李。”杜预注:“吴郡嘉兴县南醉李城。”传:“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檇李。”又“阖庐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
”哀公元年传:“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注:“吴郡吴县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语》:“句践即位三年,兴师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是也。吴、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内外传所谓“江”,并吴江也。故《春秋》哀公十七年传:“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吴语》:“越王句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郛。”韦昭注:“江,吴江也。”又:“吴王起师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韦昭注:“江,松江,去吴五十里。”是也。吴杀子胥,投其尸于江,亦吴江也。
《七发》注引《史记》:“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吴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母山。”《史记·伍子胥列传》:“吴王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张晏曰:“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远百里,故云江上。”正义引《吴地记》曰:“越军于苏州东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临江北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后立庙于此江上。”《吴太伯世家》正义引吴俗传:“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
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越乃开渠。子胥作涛,荡罗城东开,入灭吴,至今号曰示浦,门曰{鱼普}{鱼孚}。”是也。吴投子胥之尸,岂有舍其本国南竟五十里之吴江,乃入邻国三百余里投之浙江哉?然则伍子之山、胥母之场,固与浙江无涉,不得引以为证。《吴越春秋》:句践杀大夫种,葬于国之西山。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扬波者,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也。
其言固诞,然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论衡·书虚篇》:“吴王杀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尉其恨心,止其怒涛也。”二江并祭子胥,乃在东汉之世。《水经·淮水篇》注引应劭《风俗记》:“江都县有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也。子胥但配食尔,岁三祭,与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渐江篇》注据《吴越春秋》,以《七发》所云专属之浙江,则误矣。检讨又云:“曾巩序《鉴湖图》,有所谓‘广陵斗门’者,在今山阴县西六十里,去浙江不远。
今以其地准之,实在浙江之东。自吴至浙,不经其地。且系堰闸小名,何取于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时吴王濞都广陵,北江在国门之外,故强太子往观之。若逾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则病未能也。检讨又云:“江都之更名广陵,在元狩三年,时乘已卒,不应先见之于文。”则尤谬。《史记·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据《汉书·诸侯王表》、《地理志》,并在元狩二年。其时所更名者,广陵郡也。而广陵郡自有广陵县,为郡治,为吴、江都、广陵三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