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无甚关系文字］谓：“春秋、战国时，有道德家，有杨墨家，有阴阳家，有法术家，有纵横家。家家各为教，而不可无孔孟之学。汉、唐、宋以来，有游侠，有释老，而上之所以罗士者，又或以博学，以宏词，以诗赋，以对策、射策，不尽以明经。故不可无周、程、张、朱之学。乃今之为周、程、张、朱与为孔、孟者，徧天下皆是矣。师以是教，士以是习，隶之学宫，升之司徒，贡之天子，组织而为文章，彪炳而为事业，轩揭而为节义，何莫非学？而乃必于文章、事业、节义之外，别立一‘理学’之名；
于传注之外，别标一宗旨；于学校之外，别寻一师门，果何说也？”此一段，盖有激乎嘉、隆以后讲学之弊而言之。其实今之欲讲学者，只当就举业中指点，不必另辟一门径。
锺斗论“格君心当自身始”，曰：“身无羔羊素丝之节，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风；身无集思广益之谊，而欲言县铎设鼗之美；身好矜伐，而欲责君以持盈；身好佞幸，而欲责君以去谗；身好惨刻，而欲责君以大度；身好舞智，而欲责君以推诚，必不得之数也。”呜呼，岂独格君哉？齐家、治国、平天下，何莫不然？
圣人不得中行而与之狂、狷。与之之内，有许多裁成辅相之法，究竟欲其归于中行，非徒嘉奖之而已也。若但知嘉奖，则狂者之气将益高，而狷者之守将益僻，其去中行将益远，岂圣人之教乎？汉之党锢，明之东林，皆错认圣人取狂、狷之意。
谭舟石作《延绥镇志》，论河套云：“议者以河套为《诗》之‘朔方’。然《诗》言‘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笺之者曰：‘《尧典》云“宅朔方”，《尔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广号，为近玁狁之国耳，未尝指为河套也。’成化时，有谓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复河套为失策。然安南，永乐时之郡县也，宣宗朝犹议而去之，况新当土木之变，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谬乎？曾铣之论，轮台之谋也；子俊之策，朱崖之议也。”舟石此论甚是。又引张方平《谏用兵书》曰：“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
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熏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呜呼！闻方平之言而不心动者，难矣。愚谓见舟石此论，而尚思开边衅者，亦可以止矣。
《延绥镇志》载：“李自成，米脂人，为银川驿马夫。崇祯元年，延安大饥，羣盗并起，而自成尚为驿子，无叛志也。兵科给事中刘懋上言：‘减驿站，岁可省金钱巨万。’朝议是之。凡游民之隶籍驿递者，多亡去。自成亦复无聊，始为小偷，因窜入流贼。初不过为裁省计，岂意游民无所得食，而饥荒又迫之，卒至于土崩而不可救。”愚读之，不觉三叹。今之言理财者，动云当节。呜呼！“节”之一字，岂易言哉？
时文论“子产听郑国之政”章云：“时至战国，苛察徼绕之政深，而温惠慈和之意少。盖天下尤尚刑名哉！然而刑名之始，不始于刑名之人。惟为政者宽以养天下之乱源，柔以蓄天下之不肖，至于宏纲不举，万事堕坏，而后察察者得以承其后也。孟子忧之，故借子产以立论。”此说得最好。
“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后厌然”，此尚是古之小人。若今之小人，有慷慨激烈而谈弥缝钻营之术者矣，方自以为非常之人、非常之论，而肯厌然哉？然为君子者，亦不可不自反。使魑魅魍魉得跳跃于吾前者，必吾之正气未完也。吾之正气完一分，则彼之跳跃亦必减一分。
余令疁城二年，每念成汤“解网”一事，以为此非特言汤之恩及禽兽，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权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经，而不能必天下之毫厘不差。故商道号称尚严，然未尝不时开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必欲天下之毫厘不差，此商鞅、韩非之所谓法，而岂先王之法哉？
宋姚铉辑《唐文粹》一书，不取昌黎《谏佛骨表》，大端已差。
昌黎《请上尊号表》与《上宰相书》，同一卑污。
文人之言，亦往往见道。如李华《吊古战场文》云：“文教失宣，武臣用奇。”此二语，与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同一深慨。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柳子厚谓：“廉、耻即义也，见其有二维，未见其四也。”愚谓不然。廉、耻乃义之重者，故别出而言之。圣贤之言多如此类，无碍其为四也。
颜鲁公，唐代伟人。而载于《文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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