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宝应寺有记》、《放生池有碑》，深溺于浮屠之说如此。其它如张说、王维、卢肇、李华、白居易、柳宗元之徒，连篇累牍，称扬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知韩退之，真人杰也。
桴亭极尊程、朱，而亦不敢深辟象山、阳明。盖亦梁溪之派也。
韩退之好作大言。如《答吕医山人书》云：“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此等妄言，长后世少年虚浮之气，为害不少。
退之《答张籍书》，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及《原道》则云：“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观《原道》，则前书所云不伦甚矣。故知古人之言，未可轻议。
退之《答刘正夫书》云：“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所为书，其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此皆说得最好。后又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信斯言也，则前所云“师古圣贤”，所云“惟其是”者，必求为“非常”而后可。启天下好异之弊者，必斯言也夫！
夫古圣贤所为，惟求尽其“常”而已，不闻好异也。吾所恶于俗下文字者，恶夫不能尽其“常”者耳。
诸庄甫之学不如陈、陆，而刻厉过之。其《日记》云：“生计有无，可以不动念；小人毁谤，可以不与闻。凡事尽其在我，但使方寸可以对大庭，此身可以见上帝，虽饿死亦何憾？”察其生平，确能如此，亦可谓独行之士矣。庄甫论仁义礼智信最好，曰：“仁义礼智信，虽作五件，其实是一时俱有的。但要识得那一件为政耳。如有时仁为政，仁主于慈爱，而慈爱莫切于子。爱而教诲之，仁之义也；爱而有节文，仁之礼也；爱而知其恶，仁之智也；爱而有始有终，仁之信也。
四者缺一则非仁矣。如有时礼为政，礼主于尊敬，而尊敬莫大于君。敬而忠爱之，礼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礼之义也；敬而终身不易，礼之信也；敬而每事先见机，礼之智也。四者缺一则非礼矣。推之义、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谓理一而分殊也。”庄甫此一条，盖即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意，而黄钟仍为之主，可谓善发明矣。
周子《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要，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其庶几矣乎！”朱子谓此章之旨最为切要。《论语》所谓“一”，对“万”字看；周子所谓“一”，对“杂”字看。周子所谓“一”，犹曾子所谓“忠”。至程子“主一无适”之“一”，与周子又别。周子是说不杂于欲，程子是说不杂于他事，不专是欲。高景逸谓“程子之主一自周子来，无适即周子之无欲”，误矣。
《读书记》载：“朱子于书堂左曰‘敬’，右曰‘义’。盖常读《易》而得其两言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以为学之要，无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读《中庸》，见其所论‘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惧’为始，然后得夫持敬之本。又读《大学》，见其所论‘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为先，然后得夫所以明义之端。既而观夫二者之功，一动一静，交相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极’之论，然后又知天下之理，幽明巨细，远近浅深，无不贯于二者。
”按朱子平日论学，以“致知”、“敬”、“克己”三者为主。而《易》止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故将“致知”工夫补在“义”一边。程子止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谓“敬胜百邪”，便自有“克己”，则将“克己”工夫补在“敬”一边。
古今言“敬”，莫精于《诗》“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二句。《读书记》又引朱子一条曰：“戒慎恐惧，不须说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认得那个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见他说得此四个字重，便作‘临事惊恐’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顺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此一条说得“敬”亦精。
《读书记》谓：“‘博文’乃‘道问学’之事，是欲尽知天下事物之理；‘约礼’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常存吾心固有之理。”按此，则二句即是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意。然看来“约礼”即是“克己复礼”也。“克己复礼”是“力行”之意，与“涵养用敬”之意稍别。所以看作一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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