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盖朱子论“涵养用敬”二句，原将“克己”补在“敬”一边也。“克己复礼”少不得以“敬”为主，则以“约礼”作“尊德性”看自妙。若《中庸》所谓“崇礼”，乃是“道问学”之目，是指辨其节文度数言，属“博文”内，与“约礼”、“复礼”无涉。
《读书记》序朱子之学，既载黄勉斋《行状》、李方子《年谱》，又谓“先生《语录》多自言为学工夫，采附于后，学者潜心于此，则朱子进学次序固昭然可考矣”。
朱子谓“旧尝以论心、论性处，皆类聚看，看熟久则自见”，此即《读书记》之所自出也。
《论语》“吾道一贯”章，要看“子出”二字。当时曾子虽已无疑，何不一言以正诸夫子？门人既已不能无疑，何不直问诸夫子？必待“子出”而问之曾子也。盖适值夫子有事而出，未及阐明，此所以问之曾子，非夫子不待再言而出也。曰：“然则所谓‘一’者，夫子之意果即指‘忠’乎？”曰：“不然。谓之指‘诚’亦可，谓之指‘敬’亦可，谓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当时子思闻之，必曰‘夫子之道，诚而已矣’；
孟子闻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闻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谓‘圣贤语言，似各不同，然未尝不贯’，盖以此也。”曰：“然则夫子之告子贡‘一贯’，亦不闻更有阐明，何也？”曰：“当时必尚有话，而记者记之不详尔。”九月四日，予因览《读书记》至程、朱论“敬”诸条，而悟及此。
同一“格物”也，而圣贤之“格物”与世之“博物洽闻”者异；同一“存心”也，而圣贤之“存心”与世之“虚无寂灭”者异。所以朱子谕“格物”则曰：“此以反身穷理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至；彼以徇外夸多为务，而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然。”论“存心”则曰：“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今之所谓识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圣人云“切问”，一“切”字最可玩。学者不可不好问，问又不可不切。盖宇宙之事，可疑者何限？若泛然而问，非但告者易倦，而问者亦无益。故必切于身心，切于职分，然后问之。虽切于身心、职分矣，又必循其次序。如未知“下学”，先问“上达”之事；未知“修己”，先问“安人”之事，皆非“切问”也。能“切问”，然后告者不倦而问者有益。此如问路一般：如在苏州起身进京，且先问无锡从何处去，乃为切问。若苏州到无锡之路尚且茫然，乃哓哓问北京城外路径，且杂及于陕西、湖广，岂不生听者之厌？
即使谆谆而告之，亦何益乎？此问所以必贵“切”。然能“切”，又贵能“审”。不切则病在泛，不审则病在疏。
“纲”大，“纪”小。若对众目而言，则“纲”、“纪”俱属大一边。
胡敬斋有“孟子才高，在心性源头处理会；孔子只教人忠信笃敬”之说。高景逸亦云：“孔子教人，只是说用，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也。孔子后，孟子方说出心性。孟子后，秦汉学者俱在训诂上求，更不知性命为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才提性命到微妙矣。朱子出，不得不从躬行实践上说。若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语语语着实。”愚谓孔、孟、程、朱不得如此分别。圣贤之教，未有不“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
高景逸论阳明曰：“姚江天挺豪杰，妙悟‘良知’，一洗支离，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见闻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埽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则亦反其本而已矣。反其本者，文、行、忠、信也。”
胡敬斋《与人书》论朱子以后诸儒曰：“西山真氏，庶几乎此。元之鲁斋许氏，虽其道德之全未及于宋，观其所行，端悫务实，亦非世儒训诂之可比也。此外诸儒，皆以考索为足以明道，批注为足以传道，求其操存践履之实者，盖寡焉。若双峯饶氏、公迁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于陈氏、吴季子等，则其口语乱道，其不得罪于圣门，吾不信也。居仁思与天下豪杰之士，讲明而践行之，刊落浮华，一趋本实，庶有以革其弊。”又曰：“游康斋先生之门，始知圣贤之学不在于言语文字之间，而在于身心德行之实。
”而其门人鄱阳余佑序《敬斋集》曰：“先生学以治心养性为本，经世宰物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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