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然《集注》止言直道之不可不行，而不言直道之可行，岂以其涉于计较得失耶？盖圣人此言，与魏征劝太宗行仁义之意又不同。《集注》之斟酌，尤精矣。
孔子集羣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文、武、周公损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伤夏、殷之礼不足征，盖惜文、武、周公损益之妙不得见于后世耳。今孔子之道虽垂于六经，而其所以损益羣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详。若朱子去今未远，遗文具在。其所为诸经之传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损益之妙，又往往见于文集、语录之中。学者其可不宝而传焉？
《论语》一书，不载记述姓氏。《汉书·艺文志》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篡，撰通］，不言何弟子。郑康成谓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柳子厚谓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疑是孔子弟子杂记其言，而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卒成其书。程明道亦以为然。魏了翁谓《孝经》字仲尼而子曾子，子不尊于字；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师之祖，相传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无敢以为疑。然则《论语》亦未必出曾门也。
今亦不必强定其为何人。
孔、孟每称“善人”。大抵善人之类不一：有近于狂之善人，有近于狷之善人，有近于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质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质而裁成焉者也。陈几亭以善人为中行，谭梁生以善人为狂，俱未是。象山、阳明，大抵皆是近狂之善人。又按：朱子《语类》讲《论语》“不得中行而与之”章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曾勇猛精进。循规蹈矩则有余，责之以任道则不足。狷者虽非中道，然这般人终是有筋骨。
”又曰：“汉文帝谓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气象。文帝天资虽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资高，足以有为。”彼此则又似以善人为谨厚之士。愚谓：有近于谨厚之善人，而不可谓善人止谨厚之士也。谓善人不及狂、狷，止可指近于谨厚之一种，而不可以此槩善人也。朱子此条，宜善会。永乐时纂《大全》，删去“善人”字，甚有见。［甲寅］
沈晴峯论“清、任、和”之义曰：“昔在孟子时，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名与孔子鼎立，未有标别而独尊吾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见孔子之大，为此区别之论。伯夷担负纲常，砥树名节，一让而父子兄弟之道立，一谏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后来如季札、严光、文天祥之流似之。然世路淆杂，利害相攻，使人人逊让，以不犯手为高，大事大变，倚靠谁人？故伊尹一任而伐夏救民，再任而放桐复辟，后世如霍光、诸葛亮之流似之。然自世之衰也，非复三五之时，公道半明晦，人羣半真伪，故人情事变亦半起半仆。
任之不能，清之不得，则须耐性柔情，徐量其机，解纷调剂，救之者半，随之者半。故柳下惠者，未尝不清，不必激而表其清；未尝不任，不必任而处之过。曹参、丙吉、谢安、王旦之流似之。人生处世，只此三条大路。孔子酌于三者之中，几微中节。譬之大医用药，仍是众工所用者，觔合铢两之不同耳；譬僚之于丸，庖丁之于牛，丈人之于承蜩，轮扁之于斫轮，皆妙在手法轻重疾徐之间。呜呼，巧难言哉！若论其大较，伯夷担负纲常，清亦有任；柳下直道事人，和亦弥清；
伊尹一介不苟，清而能任。圣人所由不同道，其趋一也，仁也。”此论“清、任、和”之义，精矣。然“清、任、和”与“为我”、“兼爱”、“执中”，又何以别？曰：“清”者无我，与“为我”不同；“任”者有差等之爱，与“兼爱”不同；“和”者调剂于清、任之间，“执中”者强执于为我、兼爱之中。故夷、尹、惠与孔子，偏、全之分也，异而同者也；杨、墨、子莫与孔子，邪、正之分也，直为异端而已。然则季札、诸葛亮、谢安、王旦之流，亦可为圣乎？
曰：“是皆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徒也。盖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内，又各自有清、任、和之不同；清、任、和内，又各有刚、柔之不同。”
程篁墩之《道一编》，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其意皆欲以朱合陆。此皆所谓“援儒入墨”，较之显背紫阳者，其失尤甚。陈清澜［名建，东莞人。此一条见所著《皇明通纪》中］、陈几亭论之甚详。清澜曰：“朱子于象山，早岁犹去短集长，略有取焉；至晚年，益相冰炭。二家年谱、文集，具有阴征。篁墩《道一编》，欲弥缝陆学，乃取二家之论，早晚一切颠倒变乱之，遂牵合二家以为早异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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