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矫诬朱子以为早年误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自此说既成，后人忘源失委，一切遽信，而不知篁墩之为颠倒、为变乱、为诬、为诳也。其误后学甚矣！愚闲阅焉，不胜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着为《学蔀通辨》，编年考订，以究极二家早晚同异是非之归。宁得罪篁墩，不敢矫诬前贤，诳误天下后世学者。”几亭曰［几亭此条见《阳明要书》中］：“观阳明所辑朱子诸书，乃平日错综答人，亦或因朋友之病而自抑以醒之，不尽出于晚年也。阳明取以自同，呼之曰‘晚年定论’，亦从数百载后遥断之耳。
夫以朱子之躬行实践，而反自愧为‘口耳之学’，正文‘莫犹人’之意。今亦执夫子之自言，而谓圣人躬行未得，可乎？但朱子诵读著述，精神所用或者过多，晚年益加切近，又是其进处，宁可谓其生平专事口耳，茫然无得于心，至老而痛悔极艾，未及改正耶？”二陈之言，盖皆本之《困知记》。合而观之，则朱、陆异同可不待辨而明矣。不然，如阳明之徒，竟以《集注》、《或问》为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谓其晚岁大悟旧说之非，使学者虽有信从朱子之心，而不能不惑于其言。
天下何不幸而有此种议论也！至于徐文贞《学则》一书，则又欲以陆合朱。此则所谓“推墨附儒”。夫以朱合陆，固失之诬；以陆合朱，则亦失陆子之所以为学矣。象山之言，虽未尝不曰“亲师友”，曰“观书册”，曰“讲明”，然其视讲明一边却轻，岂可与朱子之“尊德性”、“道问学”并重而无弊者同日语哉？文贞强而一之，亦岂真知象山者也？
《余冬序录》云：“天顺二年，临川吴征士与弼入京。英宗御文华殿召问，与弼噤无以对。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驾出，因惨然出。至左顺门，脱帽视，两蝎存焉，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此何莫非数也哉！”愚谓此虽是数，然君子于冠裳佩服之间，亦不可不致慎。一有所忽，是亦学问之疏也。
圣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庄周、苏轼，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适以启其不逊耳。大抵人之流于异端者，有刚柔之不同；而圣人之教，亦有刚克、柔克之不同。原壤之叩，盖以刚克柔之法也。
宋范纯仁贬武安军节度使、永州安置。或谓其好名，纯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愚谓：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陈埙为太常博士，常以书谏丞相史弥远。弥远召埙问曰：“吾甥殆好名耶？”埙曰：“好名，孟子所不取。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愚谓：君相论人，不可疾其好名；君子自处，则不可好名。
《家语》一书，乱于后人之手，又未经程、朱大儒论正，是以愈传愈乱。《余冬序录》谓：考《汉书·艺文志》载《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也。”《唐书·志》艺文有王肃注《家语》十卷，此则师古所谓“今之《家语》”欤？今世所传《家语》，殆又非肃本，非师古所谓“今之所有”者。所以知之者，盖司马贞与师古同代人也。贞作《史记索隐》，引及《家语》，今本或有或无，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肃之全书矣。《史记传》颜何，字冉，《索隐》云《家语》字称。
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颜何不载于《家语》。《论语》问子桑伯子，朱注云《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张存中取《说苑》中语为证。盖金、张二人所见，已是今本。今《家语》，元王广谋所注本也。颜何、伯子事，广谋本所无者。以《余冬序录》观之，则朱子犹及见王肃本，而今则重乱而失真矣。谭梁生以伯子事见《说苑》而不见《家语》，而议朱注之疏，殆未考《家语》之始末也。亦可为读书轻议古人者之戒矣。邹南皋自记：万历壬辰，至彭泽，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余里，欲亟得夫，乃持尺牍呼尉至而厉词诘之。
须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谓“不厉词则不惧，不惧则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皋退而深自惭悔，呼尉至以好语慰劳之，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讼曰：“‘维桑与柞，必恭敬止。’彭泽，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为主，兹词暴气粗，恐不可令知者见。且不过谓尉可欺耳，万一尉有陶彭泽其人者，束带以去，遂为世僇人，怒可轻视哉？圣贤处此，宁从容以俟，必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记之以昭过。谓不如是与家童有喜心者何异？
南皋之悔，即程子所谓“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者也。然此犹是怒之不甚当者也。即使当怒而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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