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能由于一时，而不能不畔于异日。法制虽定，而天下之治乱未可知，此圣人所深忧也。是故庠序学校之设，月吉读法之举，皆所以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然后其所当然者可以常由而不变。即天下之民，愚智不同，不能尽知，而浸灌之久，务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则亦相与维持夹辅，以共由于大道。虽有蠢然无知之民，亦安于其所当然而不变。昔周之盛时，无日不教导其民，开其知觉而去其壅蔽。至于成、康之际，则民亦多能知其所以然，是以风俗淳美，迄幽、平之乱，而先王之遗风尚在。
使当时教导之不切，浸灌之不深，徒责之以当然而不使之知其所以然，则岂能根深蒂固若是之久而不变哉？后世不知此旨，非愚民而不使之知，则听其不知。学校虽设而徒为具文，是以风靡俗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民不得已而由之，或阳由而阴违之。其继也，终归于废弛扞格，而上亦无如之何。呜呼！是岂民之果不可使知耶？抑听其不知者之过耶？夫治民者，束缚之，驰骤之，欲其一日而晓然于道德之旨，则诚有所不可。若夫渐以引之，宽以导之，多方以化之，使其知觉日开日明，因其所当然而徐悟其所以然。
其所以然者日益明，则其所当然者益鼓舞而不容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何不可之有？”
罗整庵祭章枫山文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怀；地负海涵，公之问学。德容之温润，则甘雨和风；气象之尊严，则泰山乔岳。”整庵非谀人者，其赞枫山如此。今读其《谏烟火疏》及《与罗一峯论乡约书》、《与郑御史贺谏议论》、《孔颜之乐》二书，非有得于中者不能为之。当时称之者，如杨廉［杨廉，字方震，成化二十二年进士，谥文恪，着《国朝名臣言行录》］则曰：“在汉东都，不为危言之叔度；在宋鹅湖，不立异论之伯恭。”如费宏则曰：“其进也，以引君当道为急；
其退也，以安贫守道为乐。”邵宝则曰：“先生之信朱子，犹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虽未尝昌言如董，力辨如韩，然笃信好古，君子与之。”崔铣《洹词》则曰：“成化中，白沙陈献章学禅而疏，一峯罗伦尚直而率，定山庄昹好名而无实。独枫山德行无瑕。”数公之言，大抵皆实录也。论其所至，当不在整庵之下。但其著述差少，然公尝曰：“先儒之言，至矣尽矣，第删其烦芜可也。”此一言即可为万世著述之法。薛文清常言：“自朱子后，性理已明，不必复著书。
”程明道、许鲁斋未尝著作，而言道统者必归焉，盖亦枫山之意。
二程先生，一宽和，一严厉。明道尝谓伊川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归告人曰：“光庭在春风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明道每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二先生气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议优劣。宽和有宽和好处，严厉有严厉好处。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荆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诋为奸险，亦非二程之有优劣。
盖荆公尚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论学言之，《语录》中明道言“居敬”处多，伊川言“穷理”处多。如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慎独”，如曰“学只要鞭辟近裏着己，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则皆伊川之言也。
故近世讲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学一也，穷理、居敬必无偏废之理，特记之者有详略耳。伊川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此程门铁案也，后人奈何以己意而妄分优劣乎？必欲分焉，则有之矣。朱子曰：“明道说话超迈，不如伊川说得的确。”又曰：“明道语弘大，伊川语亲切。”又曰：“明道浑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极，可夺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颜子。
若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处。伊川收束检制，孟子却不能到。”又曰：“其道虽同，而造德各异。明道所处，是大贤以上事，学者未至而轻议之，恐失所守；伊川所处虽高，然实中人皆可企及，学者当以此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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