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所居之国,未仕,必君先就见,然后往见;异国君,不得越境,必以礼先焉,然后往答其礼。《史记》得其实矣。”
张氏曰:“‘仁义’二字,乃孟子生平学问之本。非特此章大指也。凡治心、立身、格君、泽民,以至守先待后,皆不出此。叙书而列七篇之首,亦犹《大学》之言‘德’,《中庸》之言‘性’,同一明道立教之意。”
王立沼上章
“偕乐”,故能乐;“独乐”,虽有此不乐。不徇王,亦不拂王。所谓善于引君。
新安陈氏曰:“揭大指于前,而分开照应于后,此孟子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后当以此法观之,不一一提掇。”
东阳许氏曰:“此章关键,全在‘偕乐’、‘独乐’。上文‘文王与民同乐’,夏桀‘结怨奉己’,兴亡其效也。”
梁惠王曰章
心果能尽,便觉有不尽之时。自谓能尽者,所以多不尽之心也。移民、移粟,一时权宜苟且之计,岂知王道“生”、“养”、“孝”、“悌”,无一人不在其光天化日之下?此是何等世界?三代圣王不可作,而孔、孟神游其际,思救民于水火之中。此段热肠,天地鉴之。程注宜味。
虚斋蔡氏曰:“所移者,只是科率不凶之地之民、之粟而已,非在官之粟也。观‘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句可见。”
愿安承教章
狗马之好,梁王病根。故以为“率兽食人”,视民命轻而狗马重。所谓“苛政猛于虎”也。
邵子论秦云:“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也。而况又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愚谓政之杀人,即所谓“无生路可趋”者也。
天下莫强章
彼用暴,我用仁。古来无敌之师,皆此道也。不明于此,而欲洒耻,其何能为?孟子每引君以王,全是教之审时。
勿轩熊氏曰:“当时七雄皆大国,孟子独惓惓于齐、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国也。若秦、楚,则兵力相倾之国。七篇之书,深鄙外之。盖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势,不入于楚,必入于秦。圣贤已逆知其所趋矣。当时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则可以制挺而挞秦、楚’。自一等富强而言,岂不大迂阔而不切于事情?然后来亡秦,不过起揭竿斩木之匹夫,坚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诬也。”
见梁襄王章
举世嗜杀,而有一“不嗜杀人”者出,便是祥麟瑞凤,天下孰不仰之,望以为君?汤、武吊伐,尚已;汉、唐、宋,皆以不杀成帝业。孟子可谓早见。
或曰:“天不以春生废秋杀。舜殛四凶,周公诛管、蔡,非不杀,‘不嗜杀’耳。鲁肆大眚,刘景升父子数赦,后世皆讥之。知孟子以‘生道杀民’之说,即知‘不嗜杀人能一之’之义。不然,宋襄之不禽二毛,梁武之以面为牺牲,特妇人之仁耳,方覆亡相继,岂足以一天下哉?”
齐桓晋文章
齐宣意在求大欲,故开口便问桓、文事。“辟土地”等,正桓、文事。孟子急以王道夺其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说引之。“保民”是王道大旨,“不忍”是“保民”根源。“不忍”之心,人皆有而不能自认,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反复辩论,使之从迷而后悟,则此心纔得有于己;反以民与禽兽较量,使之善推其所为,则此心纔得及于人。“不忍觳觫”一念,与乍见孺子入井意同。此际不但无一毫忍心,亦无一毫伪心。此“仁之端”,亦“性之善”也,固不待学而知,不待虑而能。
然非谓率此不学不虑,遂能尽性以满“仁”之量。圣贤之学术,由“致曲”而明、着、动、变;帝王之经纶,由一物而达之天地万物。皆是要时时刻刻着力用功,方得充拓将去。孟子于此,大有机锋。惜齐宣终有阻隔,竟不克济。盖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
此虽孟子口中说话,却是当年把笔作得一篇得意文字。仲尼尝称管仲相桓之功,何云“其徒无道其事者”?盖欲引之以王,自不容杂之以霸。使即以“发政施仁”死板道理勉之,以为二帝三王之事复,且骇然惊走,如何敢认?妙在当身微末之事,而曰“是心足以王矣”,渠自囿于其中。乃反复开合,启之、诱之、攻之、击之,令他自识自认,无处躲闪,方转到“保民”实际处。孟子与世主语,总是一个主意,语有详略,道理烂熟。先儒谓“孟子不言《易》,善用《易》者”,此也。
老泉熟读孟子而有得也,得其文学之妙;象山熟读孟子而有得也,得其象理之精。
南轩张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爱物者及人,盖使之因爱物以循其不忍之实,而反其所谓一本者,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所谓王道也。”
昔人问陆象山:“孟子劝齐王王天下,后世疑其教人篡夺。”答云:“民为贵,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