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孟子云：“不由其道而仕者，钻穴隙之类也。”愚亦云：“以顺为正者，胁肩谄笑之类也。”不能学孔、孟，不妨以干木、泄柳为法。
鹿伯顺曰：“‘君子之所养可知已’，最耐咀嚼。这‘君子’便说自已意。若再指两贤，其味反浅。”
戴盈之曰章
《益》之《大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既知非义，便当速已，岂容姑待？“待”之一字，从来误事病根。
张南轩曰：“士之持身，于改过迁善之际，而为‘盈之’之说，则将终身汩没于过失之中；人臣谋国，于革弊复古之事，而为‘盈之’之说，则终陷于因循苟且之域。故仁、知、勇三德，缺一不可。”
夫子好辩章
“正人心”是主意，“不得已”是神情。历观世道之乱，孰非人心之不正为之？圣贤之救世者，一时难于一时。禹平土奠居，以定人心；周公驱害除残，以悦人心；孔子明刑敕法，以惧人心。周公难于禹，孔子更难于周公。孟子既无君相之位，又无《春秋》可书，而杨、墨惑乱人心，甚于前代。孟子欲以“辩”息之，而使人心归正，益又难矣！曰“不得已”，真不得已也。恐一人不能挽回，而望于“能言距杨、墨”者，是何如神情耶？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之“不得已”；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孟子之“不得已”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孟子直把先后担子，一身挑起。甚矣其“不得已”也！
朱子曰：“见诸圣贤遭时之变，各行其道。是这般时节，其所以正救之苦，是这般样子。见圣贤是甚样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陷处，得圣贤出来补救，周全过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圣贤出来补救。真有开辟乾坤之功！”
薛敬轩曰：“乱极复治，惟圣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于倾。如尧之治极矣，时当衰也，有舜则能持其盛；舜之治极矣，时当衰也，有禹则能保其治。使尧之后无舜，舜之后无禹，则鸣条、牧野之事，不待后世而后见也。乃知治乱盛衰，相寻无端者，理之常。然或当衰不衰，当乱不乱者，则圣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许东阳曰：“孟子此章答‘好辩’之问，而孟子之辩专为杨、墨而发。则易乱为治，全赖人事而回气化。武王、周公诛纣、伐奄，孔子作《春秋》，则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于衰失之时，辟杨、墨以回气化，正人事也。此正圣贤‘参天地赞化育’之功。读此章，当如此会集注之意。”
于陵仲子章
举世皆贪，而有一廉士出焉，岂非祥麟瑞凤哉？但恐不近人情，实有行不去者，并其“廉”非耳。如仲子，原无兄之居、母之食，则于陵自是“高节”。乃有而避之，欲成一“不居”、“不食”之廉，究竟果能“不居”、“不食”乎？人必尽人伦，而后可以议名节。无论不能如蚓，即使如蚓，而“避兄离母”，亦恶能“廉”？天下自有中庸之道。“知”、“廉”、“勇”、“艺”，不能以礼乐文之，祇一曲士耳。于陵之节苦，首阳之节甘，全在人伦上定案。
或云：“‘恶能廉’，只说不能成就他底廉，不是说不能为真廉也。前后只此意，反复诘应。‘蚓而后可’，犹言‘信如仲子之操，必蚓而后可焉’。有人而可同于蚓者哉？”鹿伯顺亦云：“非要他若蚓，言人做不得蚓。孟子最爱是‘廉’字，怕被不通人跌倒，反为贪夫借口。故为此辩，非好恼陈仲子。”
余少原曰：“仲子事，不必远引，只以鲁叔肸事断之，则其论定矣。《春秋》鲁宣十七年，书‘弟叔肸卒’。胡氏曰：‘称弟，得弟道也；称字，贤也。’何贤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兄弟无绝道，故虽非之而不去也。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终身不食宣公之禄。君子以是为通恩也。论情可以明亲亲，言义可以厉不轨，所以取贵于《春秋》。以视仲子何如哉？兄无悖逆作乱之大故，而仲子去之惟恐不远。愚故曰‘其论定矣’。”
此篇言出处之道，言政、言廉，皆关世道人心，无处非学。
卷十七
离娄章句上
离娄之明章
从来治天下者，俱不能离“仁政”。然必本于先王。以先王仁深而智周，所事得其全，后世无以逾也。“因”之则逸而有成，“不因”则劳而罔功，且播恶于众矣。“道揆”是先王心思所竭而继者，以示天下后世臣民共为遵守者也。上失其道矣，下有能守其法者哉？“犯义”、“犯刑”、“无礼”、“无学”，环视吾民，非民也，贼也。为之臣子者，又不能“陈善闭邪”以匡扶其方蹶，且谓“吾君不能”，是以“贼”而贼其民者也。国之丧也，可立而俟矣。
唐虞之臣“师师”，三代之臣“謇謇”，衰周之臣“泄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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