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非人之所能必也。予谓吉咎之气，从类而附。吉以阳类，从顺；咎以阴类，应逆。此因材之天，理有固然。由是观之，人事而已，岂有天哉？舜孝之大，以德为圣人，尊富保飨，自应享此迪吉之庆。然禄位名寿，大舜虽无必得之心，而大德却有必得之理。观“嘉乐”之诗，有“宜民人”之令德，则“保佑申命”而“大德之必受命”，固不独一舜也。结语自见。
董仲舒曰：“为政而宜于民，固当受禄于天。”他说得自有意思。
文王无忧章
羑里演易，正其忧患之心，何以云“无忧”也？惟能尽中庸之道，上承贤父，下开圣子，时宜无忧，故若见为无忧。文王亦不自觉其无忧也。武王忧在缵绪，时当征伐而征伐，天下之显名不失，而尊富保飨俱得，武所以为“善述”也。周公忧在成德，时当制礼而制礼，以尊亲而成其孝事先人之德，以锡类而成其孝治天下之德，无隐不宣，无远不届，总体武王受命之末，未及为者而曲致之，周公所以为“达孝”也。是即武王之孝之达也。下章“达”字本此。
父子兄弟之间，虽若各做一事，而时至事起，精布神流，此可想见“时中”之君子。
武王周公章
孝而曰“达”，变而通之，与时宜之，全无一定格式，而恰合乎天理人情之极至。故曰“善继”、“善述”。不必前人实有其志事，时至事起，但不恶于己志，即不疚于先灵。“修祖庙”节，念念在祖考，敬其所尊也；“序昭穆”节，事事在子孙臣庶，爱其所亲也。“践其位”节，如起先王于今日，而时义当然，即与上世相贯接。所以曰“善继”、“善述”，为“孝之至”也。惟其“至”，是以“达”。“达”以通于人，而无一处之或隔；“至”以尽于己，而无一念之有憾。
“郊社禘尝”，正发明“达”字以归束一篇之旨。斯礼也，斯义也，幽以通覆载本源之精，明以成太和永清之治。然总不离家庭日用之常，初无惊世骇俗之事。此所以为“中庸”也乎？
或曰：“圣王宗庙中，尊尊、亲亲、贤贤、贵贵、老老、幼幼，皆处置得委曲周至。以此行之家，则家齐；行之国，则国治。原是现前实事，更不烦推致得。”
哀公问政章
此章是夫子经纶万世的大手段。哀公果能用其言，则为当日之文武；千载下，有能用其言者，则为后世之文武。文武之道未坠，则文武之政常新。此夫子宪章之功，当与天地不朽。“其人存”一句，是一篇骨子。未有其人而能举其政者。夫子虽与哀公论政，实与哀公论人。故明取人之本，在于“修身”。身必至于“仁”，而修始实。“仁者”节，详修身之事。义、礼，是仁中条贯，总完得所谓“修道以仁”耳。“仁者人也”，此语极其唤醒人。莫非人，而仁者谁乎？
君子不可不修身，正不可不以仁也。“达道”根身来，离五者便不成个身，故曰“仁者人也”。仁必合知、勇，始备。故五之所以行者三，三之所以行五者，一而已矣。“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谓天命之性本一也，故所知、所成，无可异焉。三“近”字，正应“一”字。要其成就处曰“一”，计其用功处曰“近”。知身是“知、仁、勇”之身，则以身取人，以人举政，奚难推致哉？九经，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条而不可紊。
能举其事，自奏其效。然总不离乎“修身”，方能各当其理，而无不行耳。非“行之者一”乎？两言“所以行之者一”，见天下千变万化，总根于“一”。一者，“豫”道也，“前定”也。非以“豫”、“前定”为诚，乃是所当豫、所当前定者，谓先立乎诚也。“诚身”工夫，全在“明善”。诚身是兼“格、致、诚、正”而言。至于诚，则“顺亲、信友、获上、治民”，一以贯之，而“达道、达德、九经”，皆“前定”而立矣。“诚”之理出于天，而“诚”之功切于人。
“择善”是“惟精”功夫，所谓“知之一”、“成功一”也。“博学”二节，正备言所以“知之一”、“成功一”之事。“果能此道矣”，道即“诚之者”之人道。“明”就是“知之一”，“强”就是“成功一”。两“必”字，是决其气质可变，而此身之能归于诚也。身诚，方谓“人存”。人存，自能敏政。鼓动哀公处，淋漓痛快，千载下嘘之有生气。自“费隐”至此，曰“庸德”、曰“素位”，可谓卑迩矣；曰“鬼神之德之盛”，可谓高远矣。然实无卑迩，无高远也。
至论舜、文、周、孔，经纶制作，莫非真性所不能自己，所谓“诚之不可掩”也，又安有卑迩、高远之殊？此是《中庸》第二支。
顾泾阳曰：“‘不思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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