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是可以献之天子，传之四方，垂之后世欤？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则何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西周盛时，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号令行于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会宴飨之乐，与夫受釐陈戒之辞，皆有以发先德，尽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谓“雅”。及其变也，虽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犹自可见，亦尚有“雅”焉。至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犹有存，号令犹有行者。
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复尊周，天子虚器而已。朝会礼废，公卿大夫亦靡所献纳，《黍离》遂降为风，与列国无异，而“雅”亡矣。盖至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执国命矣。邪暴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于天下矣。孔子为是惧，以为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周德虽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虽不共守，然有可考知也；天子之号令虽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于是据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号令，而《春秋》作焉。
《春秋》始诸鲁隐公，隐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诗亡”之时也。诗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继二雅，表王迹，续接成周之命脉耳。盖当是时，天下皆曰“周虽有王，犹无王也”，而孔子则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号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盖谓周天子事，犹今人称我太祖旧制云尔，非谓孔氏之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为其能尊周也；书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
尊王人以抑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正谓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则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后，政教号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时王安在哉？曰：桓、文岂诚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则有之”乎？“五霸，桓公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犹能率约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虽其假之，不犹愈于不知有王者乎？
故有取尔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计其诚与假，则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见。又乌有倍时王之制，而自为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则“春王正月”，固周正欤？曰：何为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谓以夏时冠周月，而引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时”为证，似亦有据也。然非欤？曰：孔子之答颜渊也，以议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礼乐，无不可者，盖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鲁国纪事之书也。纪事而用夏正，则其所纪者夏事欤？
周事欤？用前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文；改当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史。圣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为之以为国史，将为私言乎？将为公言乎？且《左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则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经书“二月无冰”，使用夏正，则二月雨水，舟楫既通矣，何以书无冰也？“秋大水，无麦苗”，使用夏正，则秋安得有麦也？“十月陨霜，杀菽”，使用夏正，则十月安得有菽？
陨霜犹谓迟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则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之为灾也？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称述之者，其理自明，断非夏正无疑也（胡氏仍谓是周月，只当引襄二十八年“春无冰”、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僖十年“冬大雨雪”之书时者以辨，不必及月。高氏析犹未精）。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独不观孔子之所欲见诸行事者乎？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子思曰：“仲尼宪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自言则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曰：“梦见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见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兴东周之治，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别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时”云者，而后为见诸行事也。曰：然则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鲁哀公十四年也，是时孔子年已七十一矣。
以为吾欲行周公之道以兴东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则衰已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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