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无复可为之时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据而行也；使后王能行文武之政，则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无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毕，故曰“志在《春秋》”也。
或问《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笔则笔，削则削”，岂亦天子欤？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与法，笔削之也可指言欤？曰：鲁史之旧文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据事直书，即所谓“笔”也。如楚子、吴子皆称王，其赴报之书皆“王”也，鲁史旧文固皆若是书也。孔子于楚王、吴王则皆削而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谓“削”也。而其它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己。曰：滕侯爵，经书“滕子来朝”，亦所谓削欤？
曰：非也。此传者之谬也。彼其谓鲁桓篡弑，乃天下大恶，而滕侯首朝之，是党恶也。《春秋》恶党恶，故降而为子。则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与人以子？若谓恶其党恶，直恶之而已，乃遂降而为子，岂以党恶者不可为侯，止可为子欤？夫大恶，鲁桓也。于大恶者，曾去其所称之“公”否乎？而顾于朝之者，去其本称之“侯”？于大恶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顾于朝之者，降而为子？抑何舛也？且“滕子来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来，其子孙世承侯爵，乃缘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鲁桓之事，遂于二百年间皆称为子。
彼固侯焉，吾固子焉，岂不可笑之甚欤？曰：然则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虽弱，然亦岂曾无一事之行于微小之国者乎？传曰：杞侯爵，鲁庄公二十七年书“杞伯来朝”，其后又称“子”，盖为时王所黜。薛侯爵，庄公三十一年书“薛伯卒”，盖为时王所黜。滕侯爵，隐公七年书“滕侯卒”，其后称“子”，盖为时王所黜。固有记之者矣。此何不足据，而必以为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为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
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时王所黜也，则滕侯之子独非时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贬，断不得自行予夺，降人之侯而又与之以子也。曰：若是，则“知我”、“罪我”谓何？曰：“知我”者，谓我为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则僭乱之罪著，诸侯恶其害己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赏乎？在所罚乎？在所命乎？在所讨乎？如此乎，而后乱臣贼子惧也。曰：若然，则《春秋》之事，孔子固无与欤？曰：修则孔子修之，事非孔子之事也。
曰：经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而传则云“圣人以天自处，不嫌于自叙其绩”，不然欤？曰：不然也。圣人之心，荡荡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于自叙，亦不以天自处。有此事只直书此事，其事如何只直书如何，行所无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圣人也。且宣公时，书“公如齐”后即书曰“齐人归我济西田”，是归济西田者，由公之如齐也，使公不如齐，固不归也。哀公时，书“归邾子益于邾”后即书曰“齐人归讙及阐”，是归讙及阐者，由归益于邾也，使不归益于邾，固不归也。
兹书曰“及齐平，公会齐侯于夹谷”后即书曰“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是归郓、讙、龟阴田者，由公之及齐平也，使不及齐平，固不归也。三者义一而已。若以归郓、讙、龟阴田为孔子之绩，则归济西田者谁之绩欤？归讙及阐者又谁之绩欤？且归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区区归田称圣人之神化，又设为“以天自处”之说，而谓其“不嫌自叙”，则亦非所以语圣人矣。
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后人则遂谓其以天子自处也；以天子自处之未足，又谓其以天自处也。惟其谓为以天自处，是故于天子亦可行赏罚焉。噫！亦甚矣！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乃为论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谓之何矣？
或问《春秋》之说何纷纷也？曰：天子之事之说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说明，则诸说可不辩而定矣。曰：子何所据，乃独违众论而力断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惧夫圣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则乱臣贼子得以借口，仍复接迹于天下。故必若臣之道正，而后圣人之志明；圣人之志明，而后《春秋》之法可行于万世，俾乱臣贼子无复可借口者，而永有惧焉。斯予明之之意也。盖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纪也。其理本如是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者也。
王者之迹熄节
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也。昔人辨之已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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