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孟子肯枉见邪？果受其礼聘至，而初见时即讥议之邪？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无更与襄王言者，岂孟子自是不复久于梁邪？”余谓不特不久于梁，实生平未尝复至梁也。《史记》所以可信也。或曰《竹书纪年》彼既魏史，所书魏事，司马公以为必得其真，故从焉。余曰：不然。《纪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卫公孙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虏，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尚谓其生卒年月尽足信邪？
此余之所以信《史记》以信孟子也。（按《六国表》、《魏世家》并云子罃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后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纪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计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为改元后之年，不一百有四岁乎？《纪年》之不可信如此。）
又按吕成公《大事记》周赧王元年，孟轲致为臣而归。《通鉴纲目》亦因之。余谓孟子去齐，明云“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数至武王有天下岁在己卯，当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岂肯少言之也？然则不独不在赧王时，亦不在慎靓王时，当在显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满八百岁以前耳。孟子于显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即去梁，是为齐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齐，当即从丙戌起。何则？由大梁至临淄千有余里，故曰“千里而见王”。
若由邹以往，仅得半耳。既仕齐，中间遭三年之丧归邹，丧毕复仕齐，终不合而去，须在此十二年内。孟子于齐行踪岁月，约略可知者如此。（按齐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记》、《通鉴》并同。但《史》始己卯终丁酉，《鉴》始己丑终丁未，较后十年。此从《史记》说，详见后。）
又按《史记》与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记》以为愍王，孟子以为宣王。然就《史记·燕世家》载哙初立，有“齐宣王复用苏代”之文，是哙与宣王同时，与孟子合，而与《六国表》异。《通鉴》从孟子，不从《史记》，是矣。但系伐燕事于宣王十九年，当赧王元年丁未。余谓此时孟子去齐已久，安得见其取之与复畔也？且以宣王为卒是年，故改元己丑，当显王三十七年，于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髠传》所谓“威行二十六年”者，增为四十六年矣；
下而愍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谓“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各出锐师以伐我”者，减为三十年矣。纷纷迁就凑合，《纲目》曰“未详所据也”。余谓此不过欲以伐燕事属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与屈齐之年数以从燕，曷若屈燕之年数以从齐，为尤信孟子乎？何则？《六国表》燕王哙五年乙巳让国于子之，当愍王八年；七年丁未哙及子之死，当愍王十年；后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为昭王，当愍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后、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齐之岁月，则《战国策》载储子谓宣王“宜仆燕”，而储子正为相者也；
王令章子将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与游者也；“三十日而举燕国”，即“五旬而举之”之谓，五偶讹为三也。种种皆合。安得起文正于九原而面告之？
又按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齐，丧母归鲁，终丧复之齐，与齐王相习久，故尹士讥孟子不明也，然且至，迁就顾望也。”余谓此孟子复至齐之切证，闻所未闻。按继而有师命，乃复至齐后，国被兵革，不可以请，遂尔淹留。若以一至齐而分两截，则当作“既而”，不当作“继而”，文义甚别。不然，齐宣“就孟子之辞，今又弃寡人而归”，胡为乎又之哉？
或问于余曰：“养弟子以万钟”，齐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辞十万钟”。然则齐卿之禄厚至此与？余应之曰：此盖孟子通计仕齐所辞之数，非一岁有也。或讶余为无稽，余曰：盖尝以臆度之，以古参之，而后为是说也。请为子备陈之。晏子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然则区，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钟，六石四斗也。万钟则六万四千石矣，十万钟则六十四万石矣。此岂齐卿一岁所能有哉？
或又问曰：子知古之量与今同邪？异邪？余曰：古量甚小，汉二斗七升，当今五升四合。然则古之五，才当今之一。即古五当今一，而六万四千石，犹一万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万石，犹十二万八千石也。此亦岂齐卿一岁所能有哉？或问孟子仕齐之岁几何？果得其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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