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窃以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所至井灶、藩溷皆应绳墨，子产治郑，何独不然？此亦不过偶于桥有未修，以车济人，而孟子遂即其事以深论之云。集注既音“乘”去声，又解“乘舆”为所乘之车，音义都相反，何与？
阳城、箕山之阴
阳城，山名。汉颍川有阳城县，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后又曰阳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县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几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与？箕山为嵩高之北，而张守节云“箕山，一名许由山，在洛州阳城县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守节又云“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证明，断断其非一山也。
集注误由赵氏。只观郦道元注，先叙太室山，次五渡水，并属崇高县；又叙禹避商均于此及周公测日景处；次箕山及上有许由冢，并属阳城县。虽同见颍水条内，而山固区以别矣。赵氏所以误者，注书在藏于复壁时，想无多书册可讨寻，又无交游以质问，而虚理或可意会，实迹岂容臆度？地理多讹，正生是尔。善乎顾宁人言：古人经史皆系写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携，一时用事之误，自所不免，后人不必曲为讳。如杜子美“诸生老伏虔”，本用济南伏生事；
“何颙好不忘”，本用南齐周颙事；“曾惊陶侃胡奴异”，忘却胡奴为侃之子，小字；“胡舞白题斜”，忘却白题为西北边国名。虽然，此犹文人也。若郑康成千载儒宗，朱子称其“多精力，事事都理会得”者，其解经误且勿论，而汉有徐州刺史荀文若问郑《周礼》“父雠辟海外”，当问时，郑已年老昏耄，不复忆“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之文，非忘却乎？虽然，此犹儒者也。若孟子，命世亚圣之大才，其所著七篇，于诸侯礼则未学，于《禹贡》文则不合，而献子之友五，犹且忘其三焉。
非强记之难乎？呜呼！吾于赵氏辈复何讥？
文王囿七十里
从来说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为疑，曰：“那得有如许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考得其说，盖《三辅黄图》云：“灵囿在长安县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于下。余谓在今鄠县东三十里，正《汉地理志》所谓“文王作酆（注：今长安西北界，灵台乡丰水上是。杜氏《左传》注：酆在鄠县东，有灵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岛膏腴”者。文王当日弛以与民，恣其刍猎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尔。此实作邑于丰时事，非初岐山事也。
丰去岐三百余里。善乎《谷梁传》云：“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虞，典禽兽之官。言规固而筑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与民共同利。曾谓文王当日而如是乎？后汉武帝建元中，举籍盩厔、鄠、杜，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即其处。但武帝为己之禽荒，较文王以利民者异一；武帝为己之行幸更衣，较文王以讲武者异二；武帝周袤三百里中，容千乘万骑，且较文王三倍而赢矣异三；武帝时尽化为腴产，其贾亩一金，规以为囿，殊可惜，故来东方朔之谏。
若文王则初辟土，亦犹“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纵民刍猎而不禁，岂不适相宜？异四。说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又不通古今情事之异，徒执以岐山国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岂终于是者哉？或曰：以《谷梁传》所云里数，计今之六十二里遂当古之百里，故《左传》黄人谓“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仅七百里；邾子谓“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苏州至邹县仅一千五百里。则周时七十里之囿，今仅四十三里。参以《毛诗传》“囿所以域养禽兽，诸侯四十里”，恰合（此四十里又与今合，古书籍所云里数原具有两说）。
此又一说云。
幽州
《书》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时未作十二州，则无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据后定言之也。”非也。当流共工时，此地已名幽州，即今密云县是。《括地志》：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狭。及后肇十有二州，取颛顼“北至于幽陵”、尧典“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东北地，即今顺天府、辽东广宁卫以西是，幽州其地广大。大抵帝王废置，理必相沿。舜立州名，固合因于古，曾谓“幽州”而出于凿空哉？
颍达殆过矣。
崇山
《书》孔疏云：“《禹贡》无崇山，不知其处，盖在衡岭之南也。”亦非。《通典》：澧州澧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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