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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
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自为劝勉,驾车遣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谓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发觉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计谓上计簿也,偕谓每岁郡国有上计之吏命与俱来也)。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适谓德其人),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