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皆何功欤？况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礼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礼乐为非切身事矣。辞之游移如此。矧圣门视听言动必以礼，子贡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礼乐，乃实行之具，谁教学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颜习斋《存学编》曰：“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误者也。何者？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以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视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占毕读之也。诵《诗》以作乐，阅《书》以考政事，学《易》以寡过。
至‘博学于文’，则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者也。曰‘约之以礼’，盖冠、昏、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莫不有礼也，莫非约我者也。此理必造精熟之候，是谓穷理；此事必操谨慎之心，是谓居敬。上蔡虽贤，恐其未得此纲领也。不然，岂有居敬穷理之人而流入于禅者哉？”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大学或问》］｜朱子数语，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谓此语内外该括，格物除此无别事矣。然实按之，皆旁义也。考之事为，是力行；察之念虑，是诚意；求之文字，则或训诂或雕虫事矣；索之讲论，犹格物所有，但正学不的，则讲非其讲矣。
《传习录》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阳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阳明曰：“若是，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
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得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善本于性，而性即见于事物。故大学言明亲止善，虑而后得，即继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事物岂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阳明言，乃分心与事物为二也。《中庸》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非从事物酌量乎？大学言文王敬止，即于君臣父子与国人交见之，岂去事物仪文乎？
学问思辨，圣贤明言；“好古敏求”，“识大识小”，自是学习古人成法。乃皆掷之，而惟曰学问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温清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何言之易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两代盈廷儒士，主客纷纠，终不得当。至言天子为大宗，则数百年皆作寱语。乃言考究礼节乌用学问思辨，是何言欤？心之具而无其仪，于何见心？然亦谁曰仪之徒具而可无心者？爨演则徒扮其仪耳，乌可比也？程朱未尝没古圣学习旧规，但云今已失，且读书穷理以旋补之。
至阳明则直抹摋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张武承等之掊击之也。
鹿忠节公善继《四书说约》曰：“除了人，何处是天？除了事，何处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则天性为无用之理矣。”徐爱未会知行合一之训，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则工夫始有下落。”阳明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故《中庸》谓“道不行，由于不明；
道不明，由于不行”。如适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则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问燕京路是问，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学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为二事是也。必先问清路，然后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诚身、事亲、信友、获上、治民，由于明善是也。今日说知已有行，则大学但言格物足矣，何必又言诚正修齐治平？说行已有知，但言诚正修齐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阳明又曰：“惟精为惟一工夫，博文为约礼工夫。
”皆同此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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