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谓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目之曰“仁政”，曰“圣人”。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无验也。
余氏辩曰： 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许子为神农之言，告文公，文公与之处。孟子盖尝辟之，以“从许子之道，是相率为伪，恶能治国家？”则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终矣。当是时，许行称之曰“仁政”，曰“圣人”，亦不可谓行孟子之言无验。其后不闻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岂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尝礼孟子，使为辅相而授以国政，此不足为孟子疵。
【朱子曰：辩已得之。】
常语曰： 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禄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诬文王也。
余氏辩曰： 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盖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见尔。赵岐释之曰：“殷禄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诛于纣。”此岐之失也。读孟子而识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说攻孟子，谓孟子诬文王之贪商，岂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实之，其不仁甚矣。
【朱子曰：“望道而末之见”，而“而”与“如”古人多通用。此句与上文“视民如伤”为对。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视之犹如伤；体道之极，而望之犹如未之见。其纯亦不已如是。愚意谓然，不审隐之以为如何？】
常语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久矣，诸侯皆欲自雄，茍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
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氏辩曰：汤居亳，小国也。伊尹相汤，使之伐夏救民。桀虽无道，天子也，君也；汤虽有道，诸侯也，臣也。伊尹何不说汤率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来，至于五就，观时察变，盖已熟矣。不得已而为伐夏之举，致汤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后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义，顺天应人故也。自非伊尹之圣，安能任其责哉？文王在丰，亦小国也。文王之于纣，与汤之于桀，事体均也。其所以异者，时焉而已。观其得太公而师事之，伐崇、遏莒、戡黎，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历数未归，得以尽其臣节。
至武王则赫然有翦商之志，又况商纣罪恶贯盈，又过于桀，而此十乱之贤为之辅相，虽欲率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纣，莫可得矣。此所以兴牧野之师而建王业也。孟子之于列国，说之以行仁政者，不过言“治岐”之事而已；说之使为汤武者，不过“以德行仁”而已；说之以行王道者，不过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已。未尝说之使伐某国、诛某人、开疆拓土、大统天下而为王也。若孟子者，真圣人之徒欤！识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寻。奈何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仁义之道不获见于施设，以济斯民，所以不免后世纷纷之议。
呜呼！说其君使为汤武，以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为仁，乖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与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辩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此三句当略与之辩。愚谓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为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汤、武适遭桀、纣，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若生尧、舜之时，则岂将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群后之列，济济而和可知矣。如此，则人人为汤、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语曰：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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