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沈同问“燕可伐欤？”吾应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余氏辨曰：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处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此赵岐之说也。天下岂复有王道哉？岂复知有仁义哉？幸而有唱为仁义之说者，犹足以使乱臣贼子逡巡畏缩，不敢自肆。而况孟子治儒术，承三圣，以仁义之道说于诸侯，思济斯民，不幸而其说不行，而商周之盛治不可复见，其与假仁而行、急于功利者，有间矣。可谓非贤人乎？又举数条以为孟子之罪。
余于《温公疑孟》、《李公常语》辨之矣。“诛一夫纣”，即《泰誓》所谓“独夫纣”也；“三宿出昼”，即孔子去鲁之意也。如之何以为孟子之罪乎？
【朱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闻诛一夫纣矣”，“沈同问燕可伐”，此三事已辨于《疑孟》《常语》中矣。惟“出昼”一事，当于第九段辨之。此段辨“孟轲非贤人”之句，亦须引孟子所传之说。今只以赵岐题辞为据，恐未足以折谈者之锋也。】
折衷曰：《春秋》书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轲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无周之心，学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竞，亦已甚矣，然其虚位，犹拱而存也。使当时有能倡威、文之举，则文、武、成、康之业，庸可庶几乎？为轲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禄，盍亦使务是而已乎？奈何今日说梁惠，明日说齐宣，说梁襄，说滕文，皆啖之使之为汤、武之。此轲之贼心也。譬父病亟，虽使商臣为子，未有不望其生者。
如之何其直寘诸不救之地哉？轲，忍人也；辩士也；仪、秦之雄也。其资薄，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岂君子长者之言哉？其自免于苏、张、范、蔡、申、韩、李斯之党者，挟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数子者皆咈其素，矫其习，窃“仁义”两字以借口，是亦孟轲而已矣。要之，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也。是故孟轲诵仁义，犹老录公之诵法也。老录公诵法，卖法者也；轲诵仁义，卖仁义者也。安得为仲尼之徒欤？
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轲生而周绝，何世人一视孔孟之心？记曰“儗人必于其伦”，宁从汉儒曰“孔墨”。
余氏辨曰：父子主乎亲，君臣主乎义，不可以一概论。先儒谓宗子有君道，试摭其说：古者诸侯之子弟、异姓之卿大夫，立嫡子为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则立为大宗，百世不迁也。不幸大宗者恣为骄侈，荒耽酒色，横逆残暴，子弟不能堪，谏诤之不听，益又甚焉。夫欲说其族者，将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为恶欤？将使之躬行孝弟，收合其亲属欤？至于众族之归己，而易其大宗，于义茍可为，亦不得辞。此伊尹之相汤，吕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类此。
自平王东迁，周德不竞，为天子者虽无骄侈残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纲，但拥虚位而已。孔子历聘七十二君，未尝一言说其君率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为霸者事，孔子不肯为也。而所以作《春秋》者，为天下之无主也。不然，何以降《黍离》于《国风》乎？其所以降《雅》为《风》者，亦其自取也。孔子岂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乎”，疑词，其不为东周也明矣。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为东周”，则说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
又尝有“其或继周者”之语，孔子岂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战国时，周室衰微，抑又甚矣。孟子则学孔子者也，讵肯效管仲假仁而图霸哉？又况当时之君，争地争城，侵夺篡弑，不复知有君父矣，其视仁义为何等事耶？天下之民，死于战斗，死于赋敛，死于徭役，不知其几。孟子说梁惠、齐宣、梁襄、滕文，使之为汤、武，行仁义，其心在于救民尔，未尝说之以富国强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谓孟子叛仲尼之道，有无周之心，妄矣。又谓孟子为卖仁义而有贼心，不犹愈于不知仁义而非之乎？
墨氏兼爱，不知有父，乃欲从汉儒曰“孔墨”，误后之学者，必此之言夫！
【朱子曰：此与李氏《常语》所以谤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辩详矣。辨云“父子主亲，君臣主义，不可一概论”，甚当。但喻宗子事云“恣为骄侈”以下数句，不类周衰事体，当微改之，乃为尽善。郑引孔子言“吾其为东周乎”，“为”字当作去声读，先儒有作平声读者，隐之之说是也。但谓“欲说弗扰以王道”，则非孔子之心也。“降《黍离》”“作《春秋》”，不知果有继周之意否？此一节更望见教也。郑以孔孟并称为不伦，而欲以墨配孔，则益非其伦也。
大抵未知孟子所传者何事，故其论诡僻颠倒如此也。】
科学与文明 -05-古籍收藏-02-儒藏 -07-四书
17-尊孟辨-宋-余允文*导航地图-第13页|进入论坛留言
正在加载语音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