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古今岂有无小人之国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氏辨曰：孟子欲无杨墨，韩子欲无释老。一则为义之偏，其过至于无君；一则为仁之偏，其过至于无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辞而辟之，然后廓如也。释氏生西竺，汉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汉窦后始好尚之。自晋、梁以及于唐，其教显行，韩公力排斥之，然后大道得不泯绝。有识之士谓：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说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为易见，尚可避者；心之害为难知，溺其说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知识高明，孰知其害而务去乎？
韩公谓孟子距杨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谓韩公排释老，而其功与孟子齐而力倍之。讵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时，未尝有所谓释老、杨墨者。茍欲其无，亦不为过。而谓“地不唯五谷桑麻而荑稗、钩吻生焉”，世岂有种五谷桑麻而不去荑稗、钩吻者欤？若孟子者，正务去荑稗、钩吻之害，而欲五谷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异论以攻之，是诚何心哉？予惧圣道之不明，故不得不与之辨。
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为知名者，后学多宗其议论。孟子之书，讲之熟矣，非之诋之，不徒为是纷纷也。理有窒碍，可得而隐乎？子辨则辨矣，其如招咎何？答之曰：予贫且贱，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诋，则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欤？世之学者，贵耳贱目，厌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论之异，诚以孟子为不足学，羞称王道，耻言仁义，叛道乱伦，沦胥为禽兽之归矣。予为此忧，不得已而与之辨，务明仁义而已矣。是我咎我，遑恤乎哉？
遑恤乎哉？
【朱子曰：知尧、舜、孔、孟所传之正，然后知异端之为害也深，而息邪距诐之功大矣。彼曰“景风时雨与戾气旱蝗均出于天，五谷桑麻与荑稗钩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间，混然中处，尽其燮理之功，则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吻，此人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为三才也。孟子之辟异端，其志亦若此而已。圣人作《易》以立人极，其义以君子为主，故为君子谋而不为小人谋，观《泰》《否》《剥》《复》名卦之意可见矣。
而曰“古今岂有无小人之国哉？”呜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尊孟辨卷下
●尊孟续辨原序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诸友。或曰：“温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郑之说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郑二子名位勋业之卑欤？何为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茍于贵贱尊卑有所汰择，是亦徇时态之所为，其心已不公矣，道胡为而明？又况《常语》《折衷》之文盛行于世，陈次公且谓：‘刘歆以《诗》《书》助王莽，荀文若说曹孟徳以王伯，乃孟子一体。’以《常语》有大功于名教。傅说亦谓：‘孟子教诸侯叛天子，为非孔子之志；
“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以《常语》不作，孰为究明？’如温公之疑，曾无称述之者，岂可谓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说之《诋孟》，刘原父、道原、张俞辈，皆非议孟子，然皆不取信后学，兹固不足辨。如后汉王充著《论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苏公轼作《论语说》而与孟子辨者，学者诵习其书以媒进取者总总也，可无辨乎？”余曰：“诺。”遂取王之刺者十，苏之辨者八，并辨之，以为《尊孟续辨》。
虽然，孟子之书如日星丽天，有目者皆知尊之，岂待余之辨而后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谓也。有见闻与余同者，当共尊之矣。
干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东阳毋自欺斋书。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续辨卷上
（宋）余允文 撰
○王充刺孟【后汉王充著《论衡》有《刺孟》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国”，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径难以货财之利也？《易》曰：“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贞”。《尚书》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义，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语问惠王“何谓利吾国”，惠王言货财之利，乃可答。若设令惠王之问未知何趣，孟子径答以货财之利。
如惠王实问货财，孟子无以验效也；如问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余氏辨曰： 战国之君，所尚者权谋，所利者争地争城而已，岂知所谓仁义哉？孟子逆知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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