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异于《黍离》之时也,故人之于君子也,或知之,或不知之。此孔子所以有言而无辩。孟子之时,无以异于《园有桃》之时也,故人之于君子也,莫之能知。此孟子非特有言而已,又有辩焉。夫举世多智,则虽不言而道自明,虽不辩而事已白,君子奚事于言辩哉?举世多愚,则虽不言不辩不可得也。故孔子曰“予欲无言”,而未尝不言;孟子曰“予岂好辩”,而未尝不辩者,以其势之所遇而已。
孟子之言,或有以自处,或有以处人;或有以明其不一之为一,或有以明其不同之为同;其辩或有以自明,或有以明人;其言或有以导其上,或有以导其下。此七篇之大略也。是故非孔子之圣则不学,而期以管仲之功则不为,其处己也,可谓高而不卑矣;非尧舜之道不陈,而问以桓文之事则不对,其处人也,可谓高而不卑矣。或为帝,或为王,或以去,或以不去,其事疑若不一也,而谓之一焉,所以明其不一之为一也;或为师,或为臣,或以忧,或不忧,其迹疑若不同也,而谓之同焉,所以明其不同之为同也。
其交也,或报或不报,非严其为守而轻其为相也,以往来之礼不可以不行也;其馈也,或受或不受,非无愧于少而有愧于多也,以取舍之义不可以不明也。皆与王驩言也,而独不与之言,以附之非其正而不可以茍从也;莫与章子游也,而独与之游,以异之非其恶而不可以茍同也。臧仓之毁有所不恤,以行止之在天也;尹士之议有所不顾,以去就之在我也。若是之类,其辩之以自明也。以舜为臣尧与瞽瞍,则是诬之以无父无君也;以孔子主痈疽与瘠环,则是诬之以无义无命也;
以传启为私子,则是不知因天之所与而与之也;伐纣为弑君,则是不知因天之所欲亡而亡之也;以不诛弟之恶为不仁,则是可以匿怨其所爱也;以不知兄之叛为不智,则是可以逆诈其所敬也。说《诗》者或以告之为是,而以不告为非,则是未知其不告为无后也;或以怨之为非,而以不怨为是,则是未知其不怨为愈疏也。若是之类,皆有以辩之者,所以明其古之事于今也。以仪、衍为大丈夫,则是为臣下者可以不忠不信也;以仲子为廉士,则是为子弟者可以不孝不恭也;
由夷之之言,则是墨者之说可以与儒合也;由陈相之言,则是四夷之道得与中国抗也;以夺兄之食为可,则是礼不可行;以援嫂之溺为不可,则是权之不可用;言性者或以善之为非,是人之性有恶而无善也;或以义之为外,是人之性有仁而无义也。若此之类,皆有以辩之者,所以明其今之事于后也。以仁为安宅,则所居者不可旷于仁;以义为正路,则所由者不可舍于义。所居者茍不旷于仁,所由者茌不舍于义,则虽诸侯为之不已,可以至于王;虽士充之不厌,可以至于大人。
以诸侯为之不已,可以致于王,故告诸侯也常申之以王者之道,而又使其臣之则召焉,师之则勿召,盖尊德乐道不如是,亦不可至于王矣。此所以道于上也。以士而充之不厌,可以至于大人,故其言士也常终之以大人之事,而又使其杀之则往焉,召之则不往,盖尊德乐义不如是,不可至于大人矣。此所以导于下也。
方是时,梁惠、齐宣之徒,告之以仁政,谕之以仁术,不为不切矣,而莫之能行。能行之者,滕文而已。然文公能行其小者,而不能行其大者,故其卒也,身之以汤武之功业,则亦无所近,其道可谓不用于上矣。若万章、陈臻之徒,其谕之取舍,乐之去就,不为不详矣,而莫之能学。所能学之者,乐正子而已。然乐正子之学,能至于信而不能善,故其卒也,身之以颜闵之德行,则亦无所及,其道可谓不传于下矣。其道不用于上,不传于下,其言也,其辩也,不可不载之后世。
其载之后世者,亦曰:先钝者,固不能无后利;生穷者,固不能无死达。昔者颜渊死,子曰:“天丧予!”盖门人能传孔子之道者,颜渊而已,此孔子所以悼痛之也。颜渊之后,能学孔子之道而传之者,孟子而已。然颜渊于孔子,则见而学者也;孟子于孔子,则闻而学者也。见而学之者,其成之也易;闻而学之者,其至之也难。而孟子乃能至焉,自非其所知有以合乎生而知之,其所行有以合乎安而行之者,孰能与此?盖伯夷之清,无可者也;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无不可者也。
孔子于此三者,莫适守焉,随其时而已。其去齐也,接淅而行,非不清也;其去鲁也,迟迟而行,非不和也;其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非不任也。孟子居齐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亦可谓清矣;其去齐也,三宿而后出昼,亦可谓之和矣;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