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妄矣。又谓孙、吴之智，苏、张之诈，与孟子之仁义，一于乱天下。且仁义之与智诈，不啻冰炭之异，非可概而论。遂并以仁义为乱天下，所见之谬如是，乌知帝王所传之道哉？
【朱子曰：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深知所传者何事，则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传者何哉？曰：仁义而已矣。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何哉？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则所谓仁义者，又岂外乎此心哉？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以其尽此心之体而已。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之，以至于孟子，其间相望或有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
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由是而出，宰制万物，酬酢万变，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时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尧舜与贤而禹与子，汤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杀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说诸侯以行王道，皆未尝同也。又何害其相传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亦不过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苏、张、孙、吴班焉，盖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而妄议之也。推此观之，则其所蔽亦不难辩矣。】
常语曰：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茍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牟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余氏辩曰： 孟子说列国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义，而救民于水火耳。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此。彼五霸者，假仁义而行，阳尊周室而阴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斗战，遂以王者仁义之道诏之，使当世之君不行仁义而得天下，孟子亦恶之矣，岂复劝诸侯为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为鍜炼，无所不至。谓孟子为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诛鬼责之事乎？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隐之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又辩中“大抵入人之罪”以下，疑可删去。】
常语曰：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犹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呜呼！是犹见人之斗者，而笑曰：“胡不困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氏辩曰：孔子谓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言仲有攘却夷狄之功也；至谓其“小器”、“奢僭”、“不知礼”，言仲之不能图大致远也。夫奢僭不知礼之人，岂得为仁乎？其所以九合诸侯者，假仁而行，以济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为也。昔成汤以七十里为小国之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齐以千里之国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专，行国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称之，况大贤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为也。
管仲急于图霸，藉周室以为之资耳。谓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则其规模宏远，自有定论，岂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耻而不为，盖亦有说矣。李氏又有“救斗”之说，愚以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斗而私其财以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虽小振，而齐亦寖强矣。
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与管仲，或以是耳。隐之以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齐桓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己志，非为管仲发也。】
常语曰： 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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