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种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行仁义以取桀、纣尔。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又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臲卼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余氏辩曰：仁义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义者，人心之所同恶。岂惟人心好恶为然，天心亦如之。汤、武为顺天应人之举，放桀伐纣，岂得已哉？孟子闵战国之际，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无非仁义。而谓孟子以仁义为篡器，斯言一发，天下以谈仁义为讳，则人将遗其亲，后其君，而同于禽兽之类矣。言其可不慎乎？汤有惭德，仲虺之诰言之详。孔子虽以武为未尽善，而终宪章之，故彖《易》之《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论仁政德教，必以三代为称首，曷尝谓汤武不可为欤？
惜乎战国之君以孟子为迂阔，不能求为汤武，三代之治不可复见，此僻儒得以妄生讥议也。
【朱子曰：隐之此辩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无非仁义”两句，说事意不尽，不若云：“教诸侯行仁义，以救百姓倒悬之急，因言其效，以为茍能行此，则天下必将归之。至于仁孚义达，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则虽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语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余氏辩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尔。使其历数在躬，天命之人归之，文王虽欲尽臣节，予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谓文王“诞膺天命，九年而大勋未集”也。伊尹乐尧舜之道而耕莘，汤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汤得伊尹而贡之，使之事桀，聘问往来，至于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则知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而自列于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灵王之时，犹不去鲁而事周；
至于显王，则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齐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诸子各营别业，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训之，使其子知有孝悌，虽未能事其父，则亦不敢悖逆矣。茍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为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己欤？”吾恐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无异刘文公与苌弘欲合诸侯以城成周，与夫张仪欲挟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为是举乎？借使当时有汤武为之君，孟子为之佐命，兴仁义之化，则天下复见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
夫何孟子不遇其时，不见诸行事，徒托之空言，犹足扶卫圣道。七篇之著，与《诗》《书》相为表里，曷谓其躁哉？
【朱子曰：李氏谓“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而孟子不使齐、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谓周以失道，寖微寖灭。孔子作《春秋》，虽云尊周，然贬天子以达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亦屡书矣。至于显王之时，天下不知有周室，盖人心离而天命改久矣。是时有王者作，亦不待灭周而后天下定于一也。圣人心与天同，而无所适莫，岂其拳拳于已废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祸无已哉？皋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知此则知天矣。圣人之心，岂异是耶？隐之只以“衰微”二字断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诋骂中，而所谓“以孝悌训之，则子必能事其父”，乃谓使诸侯事周也，孟子本无此意。】
常语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乎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俨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虏之不暇，孰与诸侯相先后哉？
余氏辩曰： 《春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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