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见诸侯。当是时，徒拥其虚位尔。孔子历聘七十二君，未尝说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圣人之知几也。呜呼！知几其神矣乎！茍惟说诸侯使之尊周，诸侯不得自肆，而强者必生变，则是速其灭周也。先见之几，岂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齐、晋尊周，非欤？”曰：齐、晋志在霸业，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时，又百有余岁，则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为孔子为之矣，孔子不为，孟子安得为之乎？
孔子作《春秋》，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乱臣贼子知所惧。孟子以王者仁义之道说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窃篡弑之祸，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学者有所未究尔。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尝不欲当时之君尚德而不尚力，岂复使诸侯俨然在天子之位哉？齐桓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任贤之专，固无愧于汤武。惜乎桓公无王者之量，管仲无王佐才，徒相与谋托周室以号天下，而成霸者之业尔。为君而内乱丑恶，为臣而亡礼僭奢，何足道哉？
首止之会，尊王世子，复举诸侯而不敢与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礼固尽矣，其志在于图霸，不得不尔。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彼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行而不相悖矣。】
常语曰：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与之？”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余氏辩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诸侯擅相侵伐，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吾夫子忧之，乃因鲁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会”者无国无之，惟齐之会以尊王室为辞，夫子屡书之。攘戎狄而封卫，卫人思之，作《木瓜》，夫子取之。伐楚，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复，夫子有“正而不谲”之言。
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时无能尊王室，故进之尔。然以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无道之也。儗人必于其伦，谓“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过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绩，盖所谓“彼善于此”。《论语》论桓、文之事，犹曰“师也过，商也不及”。使当时无端木氏之问，则今之说者必有优劣之分矣。《诗》录《木瓜》，即《春秋》序绩之意，亦以善卫人之情也，岂以齐桓之事为尽可法哉？李氏诋孟子而甚推齐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颠倒如此。良由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浅尔。】
常语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恶耶？众皆善而纣独恶，则纣亡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耶？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尚异也！
孔子非吾师乎？众言讙讙，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致今人之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氏辩曰： 鲁语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之意可见矣。客有问陶弘景注《易》与《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误，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世以为知言。唐子西尝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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