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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时,成霸功者莫如齐,秉周礼者莫如鲁。由齐之尚功而变之,则至于鲁;由鲁之好礼而变之,则至于王道。齐譬则《召南》也,鲁譬则《周南》也,道譬则《雅》也。由鲁变而至于道,则无齐鲁之异政;由周变而至于雅,则无周召之殊。犹之百川至海,知有海而不知有百川;四时成岁,知有岁而不知有四时也。文王能变周召以至于雅,孔子未能变齐鲁以至于道。孔子欲变齐鲁以归于道,孟子欲逃杨墨以归于儒。则孔子之时,异于文王之时;孟子之时,又有异于孔子之时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有觚之实,然后有觚之名;有觚之名,而无觚之实,则觚不觚矣,尚得谓之觚哉?诗有“南箕北斗”之喻,扬子云有“象龙”之论,凡皆讥其有名无实者也。孔子之时,实不称名者多矣,故其叹如此。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君子以诚待物而不逆诈,故可欺;以明烛理而无所蔽,故不可罔。盖欺者,以伪为真;罔者,以无为有。以伪为真,则有可信之端;以无为有,则直罔于人而已。故象之伪喜,舜不疑其伪;校人之烹鱼,子产不疑其不舍。是以有可信之端也。放齐以朱为启明,尧以为嚚讼;共工以驩兜为有功,尧以为静言庸违。是直罔于人者也。宰我问:“井有人焉,其从之也?”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可逝也,不可陷也”,故井无人可欺也;
“不可罔也”,故知井无人。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学于文,则无不该;约之以礼,则有所执。无不该,则所知者详;有所执,则所趋者中。斯亦可以弗畔矣。畔者,有见乎四旁之地;弗畔,则趋中可知矣。约之以礼,可以弗畔,则成于乐者,斯不畔矣。此所谓一贯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回于道,亦可云弗畔矣,故称其“殆庶几”。扬子称其“未达一间耳”。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易以大有“遏恶扬善”为命,以否之“内小人外君子”为匪人。然则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皆天命也。君子之于天命,知之故能畏之,畏之故能顺之。君子见所不见,顺天命也。顺天者存,而逆之天所厌。故于子路不说,而矢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然则孔子之于公山弗扰,子路不说,而告之以人事;于此告之以天命者,盖见南子者,在天不在己也;之公山弗扰者,在己不在天也。夫子之见南子,与睽之初六同意。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莫非德也,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庄子“至德之世”,高明之至德也;周礼“至德以为道本”,中庸之至德也。礼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庄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也。”则中者,至德之体;庸者,至德之用也。君子以高明者,人之所难勉;中庸者,人之所易行。故不以其所难勉者强之使行,而以其所易行者同之于民,将人人能之。夫所谓“民鲜久矣”,由上失其道,非一日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足以博施济众;非以百姓之心为心,不足以安百姓。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者,天下之至难;尧舜者,天下之至圣。以天下之至圣,犹病天下之至难,则下于尧舜者,其可易言哉?书曰:“安民则惠,惟帝其难之。”老子曰:“多异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皆此意也。《素问》曰:“神用无方谓之圣。”惟无方,故所施者博而所济者众。若仁则有方矣。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盖立则不废,达则不穷。自立自达而忘乎人,则入乎杨,而非所谓兼爱;立人达人而忘乎己,则入乎墨,而非所谓自爱。故欲立欲达者,仁之自爱也;立人达人者,仁之兼爱也。传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此之谓也。彼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富者,岂知此哉?
论语全解卷四
(宋)陈祥道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道德之原出于天,而其说始于古。老子之言道德,躬因之而已,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子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