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仁”也，难说重。圣贤却重视之，如执玉捧盈，举之如不胜，而后能胜也。此“任仁”之真力量也。“任仁”者，真须用全副精神，肢体髪肤，合下承当，无丝毫阙漏处，便是“弘”；“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便是“毅”。真能“弘”者，取道必“逺”。不“逺”，则前功尽废，无所“任”矣。“弘”、“毅”者，为仁之功也。“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逺乎？”乃为“弘”、“毅”也。“任重道逺”，不是为仁者独如此。仁者，人也。
有是人，则有是仁。推诿不得，歇住不得，故不可以不“弘毅”。“弘毅”所以“任仁”者。然则“弘毅”与“仁”，二乎？一乎？曰：“仁”是性；“弘毅”是性之良知良能，恢张干济处。“仁”体自是“弘毅”。二而一也，即本体为工夫也。仁不越几席之微，而天地万物囿焉。学者不得小小承当，如“清”、“任”、“和”，纔举得一边，遗却一边。“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亦然。如发育峻极，三千三百，大莫载，小莫破，都是此中孕出。
君子“尊徳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此全副精神也。然君子不从大处求，则从微处求。故约而易操，求而即至，重而轻，逺而近。“死而后已”，死亦未已。尧舜其心，至今在。程子曰：“学者须先识仁。义礼知，皆仁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天地之化，生于春，长于夏，敛于秋，成于冬，而化功毕矣。“兴”也者，始而亨者也；“立”且“成”者，性情也。六经之教，皆以阐人心之蕴，而示人以为学之方也。《诗》以劝善惩恶，教主“兴”，故人得之以“兴”，“兴”以人心所自“兴”也；礼以范情约性，教主“立”，故人得之以“立”，“立”以人心所自“立”也；乐以穷神达化，教主“成”，故人得之以“成”，“成”以人心所自“成”也。《诗》、礼、乐之教，君子无日不从事焉，而所得有浅深，故所资于六经者，若有先后之不同如此。
君子亦循序以造之而已矣。《诗》只是“思无邪”，礼只是“敬”，乐只是“和”。“兴于《诗》”，兴于善也；“立于礼”，立于敬也；“成于乐”，成于和也。善乐，如农之有畔，动无越思。六经亦学者之“畔”也。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此之谓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固也。然君子之化民，悬之以大道之的，而民率由焉。耕田凿井，顺帝之则，何“知”之有？此王道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天德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王道也。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好去声。）
“好勇疾贫”，小人之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君子所以致乱也。“好勇”者，天赋以狠戾之性，而“疾贫”者，又不安于贫贱之常，此等奸人，必为乱首。如韩侂胄望节钺而不得，终杀赵汝愚以乱宋。“人而不仁”，力可除则除之，力不能除，则优容而化导之可也。若“疾之已甚”，则小人至于无可容，且得有辞于我，必反受其毙矣。即赵汝愚恶侂胄而靳节钺之赏，终以致乱，是也。不特此也，宋人攻安石，卒遗绍圣之祸；唐人攻宦官，卒有甘露之变。
自古以来，祸败之几，往往然矣。戒之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才”者，性之作用也。或仁之为恻隐，或义之为羞恶，或礼之为辞让，或知之为是非，皆是也。“才”未尝不“美”，而“骄”、“吝”之私贼焉，岂“才”之故也哉？亦失其“美”而已矣。知有才便“骄”，自有其才而不能舍己从人，便“吝”。二者同体而互发，总是“器小”情状。所为“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者。到此便须学问。人不学，未闻道，则有才，鲜不至于“骄”且“吝”者。凡人矜夸鄙吝之气，无日不生，况挟“美才”乎？适足以济其“骄”、“吝”而已。
“骄”、“吝”反作主张，“才”却是“骄”、“吝”中余剩物。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易去声。）
利禄之溺人久矣，于是有“干禄”之学。当其学，而无非“谷”也。况三年乎？三年学，而心不至于“谷”，则其学纯矣，岂易得哉？充斯志也，虽“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乎！学以至于圣人之道，非“谷”之谓也。至道，则终身向往而不足；至谷，则一念驰骛而有余。此学中开不得丝毫窦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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