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学不究乎万物一体之源，则临政出治，未有能以身视民、家视事者。诚以身视民、家视事，则有“先之”而已矣，“劳之”而已矣。君子以一心之精神，运天下于声色之外。我倡导而民自正，我厉精而事自康，若提纲挈领然，然而天下治矣。然则“先”、“劳”之外，又何益哉？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亦永持此“先”、“劳”而已。语曰：“一息不运，机缄絶。”学如是，政亦如是。“先”、“劳”之精神，帝王之气魄。大可虞者，“倦”而已。“先”、“劳”为政，子路固优为之。
但要以“无倦”，则知“先”、“劳”之心尤有本领，非袭取意气者。由可以“益”矣。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焉于虔反，舍上声。）
为政有体，要“先有司”，“赦小过”，宽大之体也；“举贤才”，则辅理得人，而政要举矣。三者俱从廓然大公中流出，非私智小惠也。故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以天下之才，公天下之举，如天地之化，物各付物，而已不劳焉。至于天下已治，而不知谁之为此，王道也。天下事，纔着有心做，便不是。这私意济得甚事？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中去声。）
国家名分一不正，而礼乐刑政举受其弊，国非其国矣。“正名”所系，大矣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而礼乐刑政举而措之矣。君子于称名之际，其容苟焉而不加之意哉？此孔子所以惓惓于卫政也。或问：“孔子‘正名’当如何？”曰：“使卫君虚心委夫子以政，必当人不与适，政不与间，惓惓于父子一本之良，感格主心，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灭者，转移国人之观听，使辄幡然悔悟，迎父蒯聩而逊之位。蒯聩即晏然受之而不辞，犹愈于辄之立也。
”或曰：“均一叛父也，舍辄而立蒯聩，于义何居？”曰：“此专为卫辄言，不为蒯聩言当立也。蒯聩父子之伦，彼一时也；辄父子之伦，此一时也。时移事异，舍见在之纲常，而胶先君之死命，是重之逆也。使蒯聩稍有人心，既反国而不自立，然后辄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处父子者，克尽其道，庶几人伦正而名分肃矣。”曰：“使以夷、齐之义揆之，则父子俱在所废，盍立公子郢为正乎？”曰：“废辄立公子郢，周天王事也，非臣子可得而议也。”曰：“后世无霍光、赵汝愚乎？
”曰：“以孔子处卫，必当有潜移默夺之权，不至为霍、赵之事。如感格得辄父子，则已父父子子矣，何必郢贤？然而卫虽有待政之心，而孔子终不仕卫者，亦以卫事已定，而辄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终不可与为善。则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而已矣。”曰：“陈恒弑君，孔子沐浴而请讨，曷不行之于卫辄乎？”曰：“灭国废君，既出于天子之义，则孔子固不能行之于与国矣。且讨陈恒而不可，又其如出公何？凛然斧钺，姑托之‘正名’之一言，而讨贼之义着于万世矣。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声，夫音扶，襁居丈反，焉于虔反。）
古四民之业，皆不废学，即道即艺，而大小则有判矣。故士为四民之首，尤专责以大学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而世道所赖以不坠者也。大人之学，“礼”、“义”、“信”而已。道一也，而其肃然整齐者谓“礼”，截然果断者谓“义”，肫然恳至者谓“信”，皆性体之流露也。以此明德，即以此亲民，敬服用情之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夫如是”者，谓果能“礼”以作民敬，“义”以作民服，“信”以作民情，而王道可四达而不悖矣。“襁负之至”，所为“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是也。
此学问之极功，儒者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得之者。视区区“稼”、“圃”一身之图，眇乎小矣。故曰“焉用稼”。世不乏长沮、桀溺之辈，如迟者问“稼”、“圃”亦从而效之，故夫子斥之。或问：“圣人言大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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