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圣人就分见处,示人以入德之地。即如居处时言“恭”,便须手容恭,足容重,坐如尸,立如齐。纔不“恭”,便箕踞倾欹,不成个居处,此心瞒昧不过,便须改,改后方安。从此做工夫,其进自不能已。曾子之学,亦尝从此过。金仁山曰:“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之殊也。”最有味。分殊,所以理一也。圣人论仁,“四勿”之目,“居处恭”三言,皆是也。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使去声,后行字去声。)
“士”以学道言,非富贵利达之谓也。士学在“行己”之间,而其竖立之大者,征于“使命”。“行己有耻”,则充类尽义,不愧衾影;“不辱君命”,则行己之道达于天下,虽尧舜其君民可矣。此其操修纯一,经济宏逺,有学有用之品,斯为上矣。其次,则学而未适于用者,节不着于四方,而于宗族则称其“孝”焉,于乡党则称其“弟”焉,亦庶几醇行之君子也。又其次,则学焉而未至道者,其行己之概,未必斐然成章,检点言行之间,不踰尺寸,“硁硁然小人哉”!
而立心不二,亦造道之基也。何忝“士”乎?三者之士,品不同,皆儒者之学,圣人之徒也。若今之从政,高者入于功名,卑者趋于利禄,“斗筲之器”也。视三者之品,天壤不侔矣。若夫子产之“惠”,管仲之“仁”,晏婴之“知”,公叔文子之“文”,武子之“愚”,令尹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姑节取焉可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况其弑父与君,可勿论矣。陈白沙曰:“名节者,道之藩篱。藩篱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狷音绢。)
道,“中”而已矣。君子之学,“中行”而已矣。以“中”为行者,本修道之教,而要其至,“从容中道”,圣人也。亦儒学之极则也。下“中行”一等,则为“狂”,游神于规矩形迹之外,而独证圣域,进而取古人之学于旦暮者也。其见真矣,而体验似已忽矣。又下“狂”者,则为“狷”,特立于道之中,而介然有所不为,其践实矣,而觉悟似不足矣。二者就其所学而进之,“进取”者反于平实,“有所不为”者扩而大之,则皆可进于“中行”。而斯道之传,厥有攸赖矣。
夫子所以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也。“狂”者,所见极高,合下便欲为圣人。毕竟非身经历过,如人欲上长安道,便理会京师务,身尚隔几程也。“狷”者,所守极峻,只是识不宏,宁学圣人而未至,不屑以流俗而自溷。如人上长安道,怕有他径,只索印步走,不肯趂一帆风也。孔门颜、曾、冉、闵,庶几“中行”。然曾、闵、冉,亦是由“狷”入;曾点、子张、子路,“狂”者也;游、夏之徒,“狷”者也。“狂”者不易得,“狷”者往往而是。
如子思,可谓“狷”而“中行”矣;孟子,可谓“狂”而“中行”矣。要之,得圣人为依归,则“狂”之进道,捷于“狷”;当圣远言湮之日,则“狷”之守道,笃于“狂”。宋儒如周子、程伯子,亦“中行”之士也。然程子谓茂叔“穷禅”,又曰“自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伯子《定性书》,多地位高者事,则二子固亦由“狂”而进也。伊川子、朱子,“狷”者也,而学已美且大。横渠子、南轩子,其“狂”、“狷”之间乎?
邵康节、陆子静,“狂”者也。康节自成规模,子静独信不疑,始终一说,始终一人,则已囿于“狂”矣。阳明子学陆者也,其见有开合;杨敬仲学陆而失之者也;王汝中学王而失之者也。自朱子而后,师友渊源,多“狷”者矣。“狂”、“狷”、“中行”之辨也,盖学术不至之辨也,非异同之辨也。“智”、“愚”、“贤”、“不肖”,《中庸》之名立,而异同睹矣。“狂”者之弊,必“索隐”;“狷”者之弊,必“行怪”。其“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后世诸品诸端,都从“狂”者化出。
“废”则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夫音扶。)
“恒”,常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人得之以为心,则为“恒德”。“善人”、“君子”、“圣人”之学,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