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善人之治,以教化为本。教以“仁”,则民不遗其亲;教以“义”,则民不后其君。至于七年之久,而上下之所感孚者深矣,岂有难于“即戎”哉?古者寓兵于农,伍、两、卒、徒之众,即比、闾、族、党之民。驱民而戎,讵曰难之?然而法制禁令,天下能无离心乎?非善人之教久,而何以收“亲上死长”之效也?以不教之民而使之战,民必二矣,非“弃”而何?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行己有耻”,士品也。而惟富贵之士,捐廉耻,辱名教,实甚。盖士君子当为世道寄重轻。今不问有道无道,而徒“谷”焉,世治无开泰之猷,时危无拯溺之具,平生所学,一切以取世资,为天地间一朽蠹而已。岂不可耻之甚哉!宋吕夷简谪范仲淹、余靖、尹洙,时高若讷为司谏,不能救,欧阳修遗书若讷,谓“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怒,上之于朝,修并谴。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恚之。士人涉世,欲无灾无难,坐致公卿,非面铠千重不能。
人不能有为,只是怕失富贵,只索庸庸便罢。一辈清谨人尤甚。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其慝虽微,而溃决之势甚力。于此“不行”焉,是检制于念虑之末,而未得其本心之体者然也。故夫子称其“难”,而未知其“仁”。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亦“不行”也。然颜子“不善”,只是一念絶续之间,就“仁”中检出不“仁”来,故为“不逺之复”。原宪“不行”,则已成此四等证候,旋溃旋制,终不能奏廓如之效。则“不行”之心,犹然人伪而已,于“仁”体何当?为“仁”者,不讳言“克”、“复”也。
惟“慎独”而早图之,其庶几矣。“克己”是最初工夫,“不行”是最后工夫。故曰“知几其神乎!”曰“可以为难矣”,由其所难而进之,则“易”矣。知“克、伐、怨、欲”之非“仁”,则必“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曰“不行”,分明有容恕意在。己之累甚微,“克、伐、怨、欲”若红炉片雪,与杯水车薪,其势不同。此心不动于“克、伐、怨、欲”,方是“仁”。“克己”为“仁”,“克、伐、怨、欲不行”非“仁”。此内外、宾主之辨。将《虞廷》“精一”处言,方见“不行”意粗。
问:“常人之心,方‘克、伐、怨、欲’诸恶未起时,亦是‘仁’体呈露否?”曰:“人苟无事心之功,则亦气机之暂息而已,焉得‘仁’?”曰:“‘平旦之气’何如?”曰:“须于‘好恶相近’处看是仁义心。学者察识乎此,而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则几矣。”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时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此心潜隐处,尚是“不仁”。
问:“用力于制私,既不足以为‘仁’,则‘为仁’之功果安在乎?”曰:“上焉‘克己’是也。其次,‘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及其至,则一也。”予始与陆以建论学,谓“‘克、伐、怨、欲不行’,正‘克己’工夫。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欲其‘先难而后获’也。”以建甚不然之。看来“不行”之心,早是个“己”也。然学者根器浅,不恁地不得。由此进之,扶得个“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故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克复”、“克伐怨欲”二章,是学问大关键处。于此分晓,更无作说处。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士人立志不坚,一切外物动得。“居”不能累人,只心溺于此,乃为累耳。噫!自一身而外,其“居”耶?抑“寄”耶?为士者合下勘破,始得。于此勘不破,说甚学?说甚士?陆子静曰:“彘鸡终日营营,讨个甚么?”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行孙皆去声。)
君子所以贞操而措之天下者,“行”也。行不“危”,则以道殉人矣,安论有道、无道哉?至于“言”,则显晦随时。合“言”与“行”而各中其则,皆所以妙用世之权者也。盖有道之言不“危”,则“危行”不着;无道之言不“孙”,则“危行”不全。其斯以为用世之准乎!“剧秦美新”,非“孙”也。“危行”易,“危言”难;“危言”易,“孙言”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之言,言其所当言;仁者之勇,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