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何地无“仁”、“贤”而失之？所贵乎我有善下之心。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则逊志时敏，“迁善改过”之益在其中矣。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远去声。）
王者继天立极，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莫大乎“时”。昔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其定时之法，首命义叔正仲春，次命羲仲正仲夏，次命和叔正仲秋，次命和仲正仲冬。举“仲”以概“孟”、“季”，而正四时之中。则“建寅”之法，肇于是矣。是夏受唐虞之禅，其法因之不改。其四时之书，有《夏小正》，视唐虞益加密焉。
若日月昏旦之次，分至启闭之期，雷风冰、雪雨旸、水旱之节，百谷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鳞蠃、蠕动蛰兴、陟降离损、鸣呴之应，以及王者因时行政、庆赏刑威之准，三农以时获植、耕敛作息之宜，靡不毕及。此“夏时”之善，而万世帝王“宪天出治”之道，无踰此矣。此圣人“行夏时”之意也。殷、周以征诛得天下，其“敬时授事”，固未尝有外夏正之遗，而建统改岁，则递而更之，取以新天下之耳目也。殷以冬十二月为岁首，则“建丑”之月也。《伊训》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是也。周以冬十一月为岁首，则“建子”月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盖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班固《律历志》曰：“初发师，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为天驷。后三日，为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至戊午，渡师于孟津。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按：析木为建亥之月，于夏为十月，殷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
殷人“建丑”，故殷十一月正周之十二月。故越三日而为周正月，则周以冬为春矣。所云“十年春”，果何为耶？则出于后儒牵合，以明周正“建子”之证也。而蔡沈注以为“建寅”之月，则殷、周之时序，固不能改乎夏矣。故箕子叙畴，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又八庶征，曰“岁月日时无易”。曾以箕子之明，武王之圣，曾不能访羲和万古不易之序，而谬冬为春，春为夏，审如是也，政教号令又安所出乎？至秦事不师古，但取更新厌胜之意，而以孟冬为岁首。
按《史记》：始皇推五德终始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然则秦固以冬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冬十月为春正月也。知秦，则知殷、周二代矣。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而胡文定公曰：“《春秋》以夏时冠月，谓周之冬正月，而圣人改之为春王正月也。”若是，则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圣人乃易之，是以“行夏时”而先紊天道矣。而其发明“春王正月”之义，则曰“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其大者在任德不任刑云耳。圣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而反以冬为春，失“任德”之意，则亦何取于《春秋》之名哉？然则“春王正月”之序，即鲁史之旧，即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以来之序也。知武王之时不必冬而春，则《春秋》之时可知矣。然而《春秋》所书时令，往往有不合者，其义何居？王者“宪天出治”，莫大于“时”。“时”者，天道。
君道，即天道也。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皆“时”之所为也。上古圣人之治天下，一时也。而法莫备于夏，且载在《夏小正》一书。其“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之道，一本尧舜之遗而润色之，要于尽制焉。万世治天下大经大法，具是矣。故夫子尝曰“吾得夏时焉”，而至此首以告颜子也。区区“改正朔”，其余事也。若夫世道循环之运，人心风俗升降之机，不过“文”、“质”二者。圣人“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乘殷之辂”，所以崇“质”也；“服周之冕”，所以右“文”也。“文”胜则返之以“质”，“质”胜则辅之以“文”。斟酌二代，而趋于一中，并行不悖，所以推而准，动而化也。由是治定功成，而乐作焉。尤所以鬯宇宙之元气，而归于“必世”之仁也。舍《韶》舞，又奚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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