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得之以修身而教于家,则治国平天下之道在是矣。此《大学》之教也。传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不修,则家不可得而齐。虽闺门之内,几席之近,有伥伥乎其不可行者,与“面墙”何异哉?君子求端于二《南》,而先王以“肃肃雍雍”之德,“刑于寡妻,被于南国,裕于子孙”者有如是也。文王我师也,有为者亦若是而已矣。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礼不废“玉帛”,而“玉帛”非礼也;乐不废“钟鼓”,而“钟鼓”非乐也。因文而达其意,亦可以得礼乐之谓矣。虽然,“礼云礼云,非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非钟鼓云乎哉?”在人思而得之。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色厉内荏”,方泰然自以为君子矣,无乃小人之尤乎?“比诸小人”中,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其善匿而畏人知,一也。此等情状,如揭肺肝,觑破时不值半钱,虽小人亦不齿之。故君子作德,“诚”之为贵。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乡原”之名,自孔子始立。盖指学圣人之道而伪焉者。其托迹近于“中庸”,最足以当乡人之好,而其“阉然媚世”之情,尤令贤愚尽厌。故其“谨原”之称,始于乡人,终述于天下后世。所谓“一乡皆称原人”,无所往而不为原人也,则一谓之“乡原”而已矣。曰“德之贼”者,自有“乡原”之学术,而流俗趋之以为便,小人托之以文奸。人心世教,从风而靡,其害至于“子弑父,臣弑君”而有所不顾也。其为“德之贼”,何如哉?盖伪学之蔽如此。
古来无此名目,自圣人题破,包尽古今伪学之品。必曰“乡原”者,为他起手从“流俗污世”中来,固是本色。虽出神入圣,缪巧无穷,只是“乡人”伎俩。学君子不得,必为“色厉内荏”;学圣人不得,必为“乡原”。“色厉内荏”,正是“乡原”之流,为他未熟在,故中外两般。若“乡原”是浑成一原,外不厉,内不荏,经几多锻炼来,方恰好。正是窃盗有败露时,“乡原”是盗狐白裘手也。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道听涂说”者,学事口耳,随所闻而腾说之,不胜其夸诞之情也。此其精神一泄无余,虽有天理之存焉者,寡矣。非“自弃其德”乎?然则“畜德”,乃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乎?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与平声。)
“鄙夫”只是乡人之庸庸者,本无大破坏处。只“富贵”一念割不下,便当“无所不至”。初然只是“鄙夫”,后来是大奸大恶,若出两截人,殊不知其为必至之情也。若谓“鄙夫不可与事君”,初然亦信不及。故圣人姑自疑其辞曰“与哉”,其旨严矣。“鄙夫”,正后世所谓“好人”便是。何必陋恶?圣人穷奸邪之祸,而止以“鄙夫”概之,欲人主辨奸之微也。“乡原”、“鄙夫”,皆是圣人题画出,其情状亦甚不相远。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亡与无通。)
人生不能无气质之偏,已为所性之累矣。而天地之性,未尝不呈露于气质之中。识其偏而善反之,古人之所以“尽性”也。何至以古人之“疾”,而今或“亡”之哉?今之人非无古人之“疾”也,而重坏于习染之私。知诱物化,任其质之所溺而不知反,回视最初面目,已失其真。盖“疾”犹是也,而“症”已非矣。“狂”者,次于“中行”,故为“肆”;“矜”,亦“狷”之流,故为“廉”;“愚”,则多“木讷”之意,故为“直”。三疾,古人尝因之以入道矣。
今也,“狂”流而“荡”矣,非“肆”也;“矜”流而“忿戾”矣,非“廉”也;“愚”流而“诈”矣,非“直”也。名存而真亡,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欲人反而自叩其“有”、“亡”也。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天下盖有以邪而奸正者,若“紫夺朱”、“郑声乱雅乐”是也。此犹其小者。国家淆乱国是,倾陷正人,莫如“利口”。其乱正之势,亦犹“紫夺朱”、“郑声之乱雅乐”然。极其祸,能令人主之心为其所中而不觉,能令天下士大夫之情为其所簧鼓而不自持,直举人国而“覆”亡之,犹反掌耳。可畏哉!是圣人所以深恶而痛絶之也。“唯仁者能恶人”,其有知三者之足恶,盖亦鲜矣。
子曰:“予欲无言。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