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与平声，中去声。）
民以“逸”称，盖身隐而道超，不受世氛，亦不系情于泉石，翩然人寰之表者。许师曰：“逸民”者，天民之不遇乎时也。如夷、齐抗节于首阳，“清”而不晦；柳下惠伸道于三黜，“和”而不流。皆越“隐君子”一等矣。“不降不辱”者，心迹俱超，道与日月争光，尚矣。“降志辱身”者，心与迹判，若疑于“降”且“辱”矣，而言行合道，卓乎操履之纯矣。“隐居放言”，有轻世肆志之意焉，“中清”、“中权”，亦“独行君子”之概也。总之，“逸民”之行，以身、志为纲，以夷、齐为案，而数子皆在范围之中。
以下故就身、志外观言行，又就言行外观“清”、“权”。所谓“得其天机，遗其牝牡骊黄”者。于惠、连曰“其斯而已”者，言二子之“逸”既如斯，则“降志辱身”非其真矣，其在夷逸、朱张可知。数子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此其所以为“逸”也。然则数子皆“逸”，而学有未尽性，卒未融其有我之见。有所“可”，即有所“不可”。心有向，而行局于隅，道滞于器矣。惟圣人全体周流，“神无方而易无体”，何“可”、“不可”之有？
所谓“圣人之时”者也。其异于“逸民”者有如此。然则数子固在夷、齐范围之内，而七子又在圣人范围之内。此道所以“集大成”也。圣人叙“逸民”，而终自附于七人之后，其所感者深乎！“伦”，彝也，秩也；“虑”者，思之精，“虑善以动”也；“废中权”者，自放以为高，而适道之权也。凡言“中”者，皆从容中其道也。问：“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圣则大而化之矣。如伯夷恶恶之严，而量自容物；柳下惠与人之宽，而介且不易于三公。
则亦未始非偏至之行。而所为“可”、“不可”者，亦唯要其理之是而已，亦何病于中道乎？”曰：“如伯夷之‘清’而后可为‘圣之清’，如柳下惠之‘和’而后可为‘圣之和’。即二子而观之，迥然不相及，而成‘可’、‘不可’之见矣。此道中本无分‘清’、‘和’。‘清’、‘和’之名，从气质用事而得之。‘可’、‘不可’之病，非谓‘可’在‘清’，‘不可’即在‘和’；‘可’在‘和’，‘不可’即在‘清’。只各就‘清’、‘和’中见出。
如‘不屑就’、‘不屑去’，岂得无成心在？纔有成心，即有岐见。一彼一此，胸中若相对待，无往而非‘可’、‘不可’之见矣。‘可’、‘不可’正是假象，如镜中花，随感随灭。”圣人未尝谓七子皆有“可”、“不可”，但言“我之为我”有如此者。此圣人自名状最真切处。只是“从心所欲不踰矩”也。惟圣人方认得“可”、“不可”最真。因其“可”而“可”，因其“不可”而“不可”，所以能“无可无不可”。“德輶如毛”，毛犹有伦，尚病“可”、“不可”在。
圣人之至，“无声无臭”，至矣！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大音泰，饭扶晚反，下同，少去声。）
大师诸人，以贤者隐于乐工，已非其志矣。况鲁事日非，其君舞《大夏》，设两观；其臣歌《雍》舞《佾》，礼乐废坠久矣。诸贤目击僭乱之风，思欲举其职而不可，不去何为？意是役也，其在孔子去鲁之后，故附记于此。盖自是鲁国虚无人矣。“三仁”去而殷墟，“八士”兴而周炽，其世道消长之大机乎？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按：周公之封于鲁也，太公问何以治鲁，曰“亲亲而尚贤”。圣人以仁厚培国脉，蔼然有一体充周而无间之气象。此其所以称“隆”与？“亲亲”，睦九族也；“眷旧”，叙勋庸也；“敬大臣”，重股肱也；“量能任使”，惜人才也。四者，皆自君子至仁中流出，得王道致治之要矣。纪纲法度，举而措之耳。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春秋而降，“天地闭，贤人隐”。诸君子观于至圣之栖栖，而宇宙升降之机决矣。楚狂、沮、溺之流，既长往而不返；大师、少师而下，又去国而罔顾。尚可为耶？记八士者，思盛王也。夫八士之生，际周之盛，足系一代之兴，则周能用之，周能有之也。不然，春秋大圣人而下，如沮、溺、丈人、遗逸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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