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何待三年’，又云‘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则无乃以不忍而踵恶欤？盖惟泥于善恶之说，故其言自背驰耳。”曰：“游氏谓：‘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是否？”曰：“此不惟泥于善恶之说，而又泥于‘三年’之说者也。”曰：“‘三年无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谓三年之后改也。如云‘三年学，不至于榖’，非谓三年之后可至于榖也；如云‘五十而慕’，非谓五十之后不慕也。圣人谓‘三年无改’，而后儒谓‘三年之后改’；犹之‘三月不违’者然，圣人谓其‘三月不违’，而后儒谓‘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则亦失其意矣。
然惟其泥于善恶，而又泥于‘三年’之说，故云‘当改而可以未改’。曰‘当改’，证其‘三年之后改’也；曰‘可以未改’，证其‘三年之内姑未改’也。乃求其理而不得，曲为之说者也。”曰：“然则何如？”曰：“此章专为孝言。父没，自专时也。得自专，故可观其行焉。若改父之道，是为忘亲。三年无改，则可谓孝矣。”曰：“‘父之道’谓何？”曰：“道，行也。谓平生之所常行者也。”曰：“常行之事，无改何难？”曰：“谈何容易！夫人各不同焉。
如一事而有从有违，一人而有厚有薄，以至居室之所安，臧获之所用，即父之于子不能同也。人至得自专时，则便要顺适己意，而任其所便，不暇顾其亲矣。惟孝子实有不忍死亲之心，哀慕诚切，故一出言如亲在，一举足如亲在。凡厥所行，皆如亲在，少有易其平日，便觉痛心，如有伤于父意，故不能改焉。岂不为孝？子云：‘孟庄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夫庄子之父，献子也。献子贤大夫，所行必善政，所用必善人，自当无改。
然犹以无改为难，则‘三年无改’可易言哉？古云：‘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此孝子之行，‘三年无改’之说也。圣人说‘改’为改变之改，而宋儒以为改过之改，故其言不能自达。但谓‘虽恶亦不改’，则为害不小，故特为明之耳。”
问：“‘礼之用，和为贵。’注云：‘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然欤？”曰：“从容不迫，言不急遽耳。岂以礼之用，但不急遽即为贵欤？夫和，谓情意之流通也。髙下散殊，天地之礼也；周流同化，天地之和也。观此，而礼和之说可知矣。”曰：“礼之为体虽严，而其用则以和为贵。”然欤？曰：“多一‘体’字，其理未莹。夫用，犹行也。观下文‘有所不行’，‘亦不可行’可知。盖曰：礼之行也固严，然必以和为贵，和斯羙云尔。如君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无渎，严非礼之用欤？
然必君臣上下之情通，斯森然者为羙；父子兄弟之爱洽，斯不渎者为羙。不然，亦乖暌而已矣，何足贵哉？故和以成礼之不离，礼以成和之不流，文与情偕。非谓严为体，和为用，用有不行，又以其体节之也。”问：“志学以至从心，程子云：‘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进，所以勉进后人也。’又云：‘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然否？”曰：“已则不然，徒勉后人，为人立法，乃托诸己，殊非情实，圣人不如此也。
且人之资禀不一年，寿不齐。如必限年以立法，则有如颜子三十而亡者焉，岂遂不得为圣学乎？则有如卫武公九十犹学者焉，则七十之后，又将何所持循乎？固知‘立法’之说非也。”曰：“朱子云：‘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然否？”曰：“圣虽生知安行，亦自有学。若谓无积累之渐，则无乃十有五时，即从心不踰矩乎？天下之理无穷，圣人望道未见。子云‘下学而上达’，又云‘不如丘之好学也’。岂以夫子从来上达，徒然下学，而更无所达乎？
又岂以夫子始已如此，徒然好学，而终亦止是如此，无所益乎？盖生知安行者，圣人也；生知安行而犹学，此圣之所以益圣也。其学不已，其进亦不已也。‘不惑’之谓何？曰：‘见理定，世变弗能移；析义精，疑似弗能眩。’‘知天命’之谓何？曰：‘穷理尽性以至命，乐天知命而不忧。’‘知天命’也。”曰：“伊川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于命，待从心不踰矩时，方是至命。’然乎？”曰：“先生平日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云：‘才穷理，便尽性至命，三事一时并了，更无次第。
’何其疾也！今乃于‘知命’之后，垂二十年，始为‘至命’，又何迟也！盖‘至命’乃学问之极功，无以复加者也。伊川见夫子‘知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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