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气顺则徳弘。求之以问学，练之以事行，会之以深思，涵之以积养，查滓既尽，自圆自通。繇是为仁义之宰摄，为礼乐之宗正，无不可矣。化不可为，始诸可为；神不可知，始诸可知。惟所适者正，而不已其功，未有不几者也。《中庸》一书，为下学而作，其言‘无过不及’、‘随时取中’，皆‘权’说也，而特未掲乎‘权’之名。学者袭口耳，昧心识，言《中庸》而不言‘权’，不知《中庸》之即‘权’也。非谓诚之者不可以至也。
虽然，权亦不同焉。有用之于谋也者，则为‘权谋’；有用之于术也者，则为‘权术’。彼其窃变通之似，以济其揣摩之私，而竞逐于功利之间，则能使天下多事，故有恶于权也。虽然，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也，良民以之御寇，而奸民以之为寇。苟徒以良民之御寇也，而遂纵于奸民，可乎？苟徒以奸民之为寇也，而遂禁于良民，可乎？顾视所用何如耳。奸民之权，既任之而不知择；圣人之权，又畏之而不敢求。是常使御寇无具，而为寇有资也。是故天下鲜通儒，而窃之者则肆矣。
孟子云：‘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夫所恶于权者，为其窃也。如权者皆出乎所学之正，则权亦大矣。夫是则可与语权也已矣。”
问：“‘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是时人之言否？”曰：“明是‘子曰’，如何为‘时人之言’？”曰：“孔子如何以‘先进’为‘野人’？”曰：“圣人之言虚灵洞达，意常在于言外。学者当求其意，不可滞其辞也。”然则何如？曰：“孔子不欲遽言时俗之弊，故为此说。盖曰：世之尚文乆矣，而文之盛也甚矣。以视先进，礼乐朴而不文，殊觉粗拙，不其野乎？以视后进，礼乐文物焕然，殊觉都美，不亦君子乎？虽然，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宁野可也。
此便是伤今思古之意，正而不激，何等浑涵活泼，令人跃然深省。”曰：“朱子何以谓为‘时人之言’？”曰：“圣人词有抑扬，而意常微婉。朱子于此宛转不来，以为圣人不宜如此言也，故直以为时人之言，而孔子断之耳。然不知时人都要那等，我却要这等，毕竟是朱文公气象，非孔子气象也。”曰：“子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何今又从先进？伊川有云：‘救文之敝，则从先进。此不必泥‘从周’之说。’何如？”曰：“‘从先进’即是‘从周’。
夫周至孔子七百有余歳矣，文武成康非‘先进’乎？固不必前代夏殷乃为‘先进’也。孔子之‘从周’者，是文武成康之周，非春秋之周也；而其‘从先进’者，是文武成康之先进，非夏殷之先进也。子思曰：‘仲尼宪章文武。’夫非‘从先进’而何？夫又非‘从周’而何？”
问：“颜子死，夫子何以止门人之厚葬？”曰：“岂惟止之哉？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盖伤之甚焉。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曾子临终，举扶而易箦，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大圣大贤，其处死生之际乃如此。”
问：“子贡货殖，何以为‘不受命’？”曰：“知颜子之贫而乐，则知货殖者之‘不受命’矣。”曰：“鲁斋‘治生’之说何如？”曰：“‘治生’之说，后世或非之，然亦未可非也。”曰：“不欲子贡之货殖，却又不非鲁斋之治生，何欤？”曰：“言岂一端而已，固各有所当也。夫为国者，必不可外本而内末，然亦自有生财之道；为家者，必不可厌贫而谋利，然亦自有养生之道。盖古者人君制民之产，田以井授，俯仰有资焉，人虽至贫，固皆可以生也。
如颜子箪瓢陋巷，贫也，然尚有箪食之可食，陋巷之可居；曾子敝衣耕于野，贫也，然尚有可耕之田。子贡乃不安于故常，而货殖以求富，故以为‘不受命’耳。后世田无所受，人自为生。苟无以治生，将遂粒米立锥之无有，父母妻子且饿以死，亦岂生人之理乎？盖后世之时势则然，人必有所不能免者。故曰‘治生’之说，亦未可非也。”曰：“学者之治生有道乎？”曰：“有。非义无为也，非力无食也，可以为朝夕而已，无贪心也，是为治生之道，非货殖求富之谓也。
”曰：“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豊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何如？曰：“亦曲为之说。”
问：“夫子与点，谓何？”曰：“其意洒脱而不役于人，其心安适而不牵于物，有超然自得之真焉。故夫子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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