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右于四子之长、文以礼乐也者，几希。”
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其义何如？”曰：“此见圣人至公至明处。”何以故？曰：“‘不有祝鮀之佞，难免于世’，非祝鮀其人欤？‘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非王孙贾其人欤？是圣人有恶于二子也。‘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是圣人有取于二子也。盖二子人品可鄙，而才智可用。故以人品言，虽其才智可用，而亦自是可鄙；
以才智言，虽其人品可鄙，而亦自是可用。非圣人至明至公，何能若是？可见人各有所长，用人者当随其长而用之。苟当其用，虽以二子，犹能存无道之国，况贤而才者乎？苟用当其才，虽以卫灵之无道，犹可以图存，而况有道之君乎？后世用人者，鲜有识量。谓其有过举也，虽戡定之才，从而弃之，既不能以成事；谓其鲜过举也，虽艰难之任，从而付之，又每至于偾事。且又用拂所能。譬之大匠能治木，乃使解牛；庖丁能解牛，乃使治木。又多责备其徳行未纯，置之不用，而使学者为之，甘将能乎？
此天下之事所以不治也。”曰：“然则徒才可用欤？”曰：“不然也。言岂一端而已？彼善一事者，使治一事，不可遗也，不可求备也，不可拂所能也。若夫论道辅徳，主持国是，进退贤否，经世庇民，则非才徳兼备之君子，断乎不宜。苟心术之不正也，学术之不纯也，识见之不髙朗也，力量之不充裕也，而徒以其小才用之，则破犂坏辕，实倾危之道矣。故治一事者，用一事之才，器使之说也；治天下者，用天下之才，惟其人之说也。”
问：“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顾所举何如耳。如所举非义，不待言矣。诚为义，亦必用力而后能济，则力皆义也。‘子行三军则谁与？’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若不审彼己，不量胜负，而徒曰‘义举’，迄无成事，圣人固不若是迂也。盖当是时，孔子岂徒较力？还要以此可克之势歆鲁君，冀其肯为，以成讨贼之事。
盖亦莫非义也。后世儒者，但言义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说非义。而岂知圣人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乎？”曰：“力何以为义？”曰：“譬之人身，元气为主，则周身皆血脉也；邪气为主，则血脉遂化为痰。非血脉之外，另物以为痰也。义譬则元气也，不义譬则邪气也。若是义举，则力无非义；若不是义举，则力乃以为乱耳。自‘义不以力’之说兴，遂使轻事之人，不审彼己，不量胜负，不度事机，而徒然以为义。卒之事败，而国家受其祸，犹自以为义也。
苛责之人，亦不审彼己，不量胜负，不度事机，而徒责人以义。卒之事败，而国家受其祸，犹自以为义也。‘以鲁之众，加齐之半’，谓以力不以义矣。彼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以义不以力也，然于泓之败，伊川又以为愚，曰：‘既与人战，却不鼓不成列，待成列时，图个甚？’夫既举兵讨贼，却不量彼己胜负，又图个甚乎？又如张魏公，本自轻率寡谋，丧师数万，宋事几不可为。而庇之者犹曰：‘魏公心事，自是青天白日。’是以义不以力也，岂不坏人天下国家？
”曰：“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于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又曰：‘当时哀公能从其请，必使颜回使周，子路使晋，天下大计可立而遂。’何如？”曰：“若是，则孔子何不即为之？且春秋之时，周天子虽在，如昼烛然。方伯与国，固皆鲁也，顾可告而率之乎？一告鲁君，已不能自主，而曰‘告三子者’，之三子告，又复不可，而圣人亦无如之何矣。况可以告天子、告方伯、率与国乎？
即使颜回使周，子路使晋，孰与夫孔子之告鲁君也？彼顾能从我乎？”曰：“胡氏云：‘《春秋》之法，弑君之贼，人得而讨之。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何如？”曰：“此论更乖。将鲁君先发而后闻于周天子乎？则鲁君己曰‘告三子者’既不可矣。将孔子自为先发后闻乎？则孔子一人耳。果用众以发？然众何在？抑独以一人发？然一人何以发？且请讨且不可得，而可先发乎？盖徒资口说，不当事理者也。且程必告天子方伯，胡乃先发于二者，何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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