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用之朝廷、邦国者也。果是郑乐乎？以‘淫靡’为‘淫乱’，既非其旨；以‘淫诗’为‘郑乐’，亦非其实。至改旧说以为‘淫诗’，则尤牵合矣。‘远佞人’，‘佞人殆’，谓何？”曰：“‘巧言孔壬’，尧、舜犹畏之，而况于他乎？盖佞人包藏祸心，奸诡百出，以是为非，以白为黑，密于窥伺，善于逢迎。君欲修德，则能潜移其志；君欲致治，则能阴夺其成；君欲用贤，则能巧譖其去。儇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之如饴，虽至于倾覆家而犹不自知也。
岂不可恶之甚？然斯人也，惟大圣大贤乃能识而远之。后世若唐太宗之英明，亦既识宇文士及之佞矣，然卒不能去，而旋又听其说。况他君乎？则佞人之难远可知。为人君者，诚不可不深察而痛绝之也。”曰：“伊川云：‘《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法。此义门人皆不得闻，惟颜子得闻。尝语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也。’然否？”曰：“伊川以《春秋》为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创制立法，故以‘春王正月’为‘行夏之时’，四代礼乐为其所立之法。
然《春秋》只是明周天子之事，率诸侯以尊周，何尝自立法度？即‘春王正月’，亦非‘夏时’，又与‘周冕’、‘殷辂’、‘韶舞’何干？盖谓告颜子者为百王不易之法，可也；谓为《春秋》之义，则非也。”
问：“臧文仲，贤大夫也，何乃‘窃位’而‘蔽贤’？”曰：“鲁为大夫也，独文仲也与哉？柳下惠之弗与立也，独文仲也与哉？惟其贤，故责备焉。彼‘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恶乎责？”
问：“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何以便可终身行之？”曰：“‘吾道一以贯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终身行之，不亦宜乎？”
问：“‘动’之，动民也，犹云鼓舞、作兴云尔。”然否？曰：“此章皆言修己之事，未及于人。”曰：“何以云‘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曰：“《礼》云：‘庄敬则严威。’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曰‘则民不敬也’者，是言不可不庄耳，非取必于民也。‘动之以礼’如何？”曰：“盛德之至，要诸动容中礼。若庄而不以礼，则动不中节，是于自修之道犹有欠阙。故云‘未善也’。”曰：“何以知‘动’之不是‘动民’？”曰：“方言修己，忽及动民，义殊不贯。
且三复立言，始末盖曰：知而不仁，则不能守；仁而不庄，则无威；庄而不以礼，则恭不中节。是亦学问之疵，犹未善也。自知及、仁守、庄莅，必至于动容周旋中礼而后已，乃成修己之学。似是如此。”
问：“‘君子不可小知？’曰：‘君子于细事，未必可观。’然否？”曰：“‘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盖不能不足以为短，而能之亦不足以为长。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岂以君子但务其大者，而细事便未可观乎？”
问：“‘当仁不让于师。’曰：‘若善名在外，则不可不逊。’何如？”曰：“为仁由已，何与于名？有名无名，何所于逊？君子惟有自修而已，不为人也。”
问：“‘有教无类。’曰：‘类有善恶之殊。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是否？”曰：“非也。‘类’是族类。言教之所施，不分族类，随他各项之人，但知求教，即有以教之。非谓‘类’之恶也。”
问：“‘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如？”曰：“如谋国者，必与为国之人谋，不然，非惟无济，必且败也；如谋为善者，必与善人谋，不然，非惟无助，必且隳也。夫谓‘相为谋’者，彼此同心，互相成也。彼道既不同，不止不肯实为我谋，即令悉心以谋之，然非为国之人，何以谋国？非为善之人，何以谋善？其理不知，其机不顺，从何发虑？何处图成？固自有所不可也。”曰：“‘道之不同’者，止谓善恶、邪正之类而已乎？”曰：“亦不然。如农不与工谋，工不与贾谋，皆是。
”
问：“三友、三乐，损益相反。如何？”曰：“圣人之言，意明而止，曾无比对拘系。晦翁最好比对，故常牵制文义。今以‘便佞’为‘多闻’之反，曰‘无闻见之实’；‘佚游’为‘道善’之反，曰‘惰慢而恶闻善’；‘宴乐’为‘多贤友’之反，曰‘淫溺而狎小人’。岂不牵强？亦是‘哭则不歌’也，要‘歌则不哭’之意。其实‘益’、‘损’各言，非对言也。若果一益对一损，则只言一益而已，反是者即损矣，不必更言‘损’也。”
问：“阳货欲见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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