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圣人又何为如彼哉？而君子又何以‘远庖厨’为哉？且虎狼力能胜人，则食人固为可乎？故食之者，非以力能胜之为可也，于‘远庖厨’而可以见仁人之本心也。”
问：“今乐、古乐，果可比而同乎？”曰：“孟子非为言乐，特因好乐而引之，使‘与民同’耳。当时诸侯暴其民甚，而民亦疾视其上如寇雠然。若有能与民同乐者，诚可致王，又孰暇择夫‘今之乐’、‘古之乐’乎？”曰：“若得民之后，而制礼作乐也，则奚若？”曰：“毕竟是‘乐则韶舞’、‘放郑声’。今乐、古乐，何可同也？”
问：“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然欤？曰：“‘积仓’、‘糇粮’，人生必用，非‘好货’也；‘爰及姜女’，夫妇与偕，非‘好色’也。”曰：“孟子何以为‘好货’、‘好色’？”曰：“孟子亦岂真谓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也？但因齐王好货、好色，故借古人以引之，使‘与民同’耳。《易》曰：‘纳约自牖。’夫‘牖’，明也。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乃纳约之道。孟子即其人欲之私，而挽之于天下之公，则又不止自牖者矣。”曰：“君心，天下之本，固可容其好货、好色乎？
”曰：“医书有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当是时，民之憔悴于虐政，如在水火也。孟子切于救民，故但愿人君与民同其好恶，以出诸水火。夫苟出民于水火，即好货、好色，亦无不可也。所谓‘急则治标’者也。”曰：“救民之后，好货、好色亦任之而已乎？”曰：“何为其然也？夫苟民之水火既脱，君之孚信自深，则又自有从容转移之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而好货、好色，皆有以化之矣。所谓‘缓则治本’者也。
本不可以急治也。”曰：“伊川‘折柳’之谏，何如？”曰：“其意甚善，而其作用则未然。”何以故？曰：“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能亲亲，难以责其仁民；不能仁民，难以责其爱物。何者？重者人所易明也，而尚未明，乃以责其轻者，将信之乎？若既能亲亲，则必责其仁民；既能仁民，则必责其爱物。何者？彼既明其重者矣，因而通之，则轻者可举也。斯‘纳约’之道也。夫柳，乃物之至微；而折枝，事之至细。彼宋君者，亲亲、仁民、爱物之理，全然未得；
其虐民害物之事，不知凡几也。而乃以折枝为谏，则岂不笑之以为迂乎？则岂不捍格不入，而后有重大之事，将亦不之信乎？‘不能三年之丧也，而察其小功；放饭流歠，而止其齿决。’故曰：其意甚善，而作用则未然也。然后乃知孟子之善引君于道也。”
问：“‘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其说何如？”曰：“战国之时，生民涂炭已极，孟子切于救民，故每谈汤、武之事，辞多激烈。夫征诛，岂圣人之得已者哉？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曰：‘恐后世以台为口实。’武王则曰：‘我武惟扬，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斯岂非为口实欤？孔子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谓至德也已矣。’而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则其意可知。汤放桀于南巢，犹以为惭；武王则悬纣之首于白旗。
而孟子又为之说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殊无不得已之意。固知与孔子之旨有不同也。”
问：“‘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其说何如？”曰：“太王肇基王迹，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是以天下贻之也，而贻之不取；太伯与仲雍逃之荆蛮，是以天下让之也，而让之不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天与之也，而与之不取；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人归之也，而归之不取。此其所以为‘至德’也。夫其三分天下有二也者，岂谓‘取之而不悦’哉？乃文王只不取耳。
”曰：“使文王至武王之时，则何如？”曰：“文王之得民，岂固有不如武王者乎？武王之得民，岂固有深于文王者乎？其为‘取之而悦’，一也。在文王，惟有‘以服事殷’而已。使武王处文王之时，不免伐纣；使文王至武王之时，只是事殷。安得遂谓占民心向背为取、不取乎？故‘取之悦’亦不取者，文王是也；‘取之悦则取之’者，武王是也。若谓‘取之不悦’而不取，是待时也，时至即取之也。而岂所以语文王乎？”曰：“孟子何以云然？”曰：“战国时民困已极，孟子切于救之，甚有望于汤、武之事故，以文、武并言，而不暇顾，少掩文王之至德。
《中庸》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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