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故必有‘精义入神’之学，而后可以致用。非夫得圣人之权者，未足以语此也。”曰：“此‘大人’对‘小人’言欤？”曰：“非也。为‘非礼、非义’者，固是小人。然止于不为‘非礼、非义’者，亦未即是‘大人’。夫大人者，龙德而中正者也。”曰：“后之学者，亦有斯乎？”曰：“后世学术不明，人鲜深造。即以行谊闻者，亦止做得个一节之士。亦有不肯安于一节，而求为大人者。然学未圆通，而着力以为礼义，亦止做得个‘非礼之礼，非义之义’。
其能得礼、义之精微也者，盖鲜久矣。”
问：“‘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曰：“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不专一，则不能直遂。天地之情也。”
问：“‘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谓何？”曰：“王者之迹，即所谓‘天子之事’也。西周盛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凡其政教号令布诸天下者，皆‘王迹’也。迨平王东迁之后，衰微已甚，政教号令不复行于天下，而‘王迹熄’矣。朝会礼废，天子宴飨之乐，诸侯陈诫之辞，皆不复闻，而‘雅’亡矣。无诗，是无王政也。无王政，乱贼所由起也。是故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续‘王者之迹’，使既熄而复章也。
今考隐公元年，为平王四十九年，是‘王迹熄’时也，而《春秋》始焉，则可知矣。‘其事则齐桓、晋文’者，何？”曰：“列国之事，《春秋》皆记之。桓、文为盛，故以桓、文言耳。”曰：“孔子奚取桓、文也？”曰：“当时天下不知有周，乃能尊周；夷方陵夏，乃能攘夷。故有取也。”曰：“不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乎？”曰：“固也。以桓、文视三王，则桓、文罪人也，而三王安在？以当时诸侯视桓、文，则桓、文之功多矣。王室、中夏，姑且赖之矣。
而如桓、文者，又复几何？故不得已而取也。”曰：“功之首，罪之魁？”然否？曰：“谓‘罪’则可，谓‘罪之魁’则不可。夫桓、文者，‘彼善于此’者也。‘彼善于此’者为罪之魁，则所谓‘今之诸侯’者，固皆罪之亚欤？”曰：“‘其文则史’者，何？”曰：“《春秋》，鲁史之旧名也。孔子因而笔削之，所谓‘述而不作’者也。名即其旧，文即其旧，其为非孔氏之书可知已。且‘史’也者，纪善之书也。而乃谓以夏时冠周月，可谓实乎？而乃降人之侯，与之以子，可谓实乎？
故观于‘其文则史’之说，则凡事非其实而强为之说者，皆非史，皆非圣人之本旨也。”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义谓何？”曰：“明天子之事，以续王者之迹，举礼乐征伐之柄而归还之。合乎此者则是，则有褒；乖乎此者则非，则有贬。使乱臣贼子有所畏而不敢肆焉，则其义也。”曰：“先儒有云：《春秋》一字一义。伊川云：‘若只平平看去，有甚意味？’其说何如？”曰：“伊川平生甚用力于《春秋》，然着意太过，务深求其理，故每每以己意为说，不无有失圣人明白公平之旨。
考亭有云：‘《春秋》之书，当时天下大乱，孔子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又云：‘《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此论却平。”
问：“‘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注云：‘泽，谓流风余韵也。’然欤？”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名之曰幽厉，虽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风余韵，安得五世斩乎？且孟子专为孔子言，孔子之道，万世如一日，何流风余韵之足云？而小人直遗臭耳，又何流风余韵之有？”曰：“伊川云：‘善恶皆及后世也。’然欤？”曰：“善及后世，谓‘泽’可也；恶何以言‘泽’？且又何以五世斩乎？”曰：“吕氏云：‘此自其子孙言也。
是故虽有善者，继之至五世必衰，或生一不肖。夏、商、周之世可数也。虽有恶者，继之至五世必斩，反生一贤。汉世张、杜之后可辨也。’其说何如？”曰：“兹言更谬，非所以为训也。”然则何如？曰：“端毅王公云：‘泽，色泽也，犹《礼》所谓“手泽”、“口泽”者也。’兹言为是。犹《礼》所谓‘手泽’、‘口泽’者也。夫五世之内，其人虽不可见，然曾见其人者犹有存焉，其形容音响尚有称述之者。至于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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